从《孔子说》到《中国印》,皓天传统文化系列歌曲的美学思考

    一、问题与现状：以居于显学的生态美学给出叙事策略

      “元认知”一词源自心理学范畴的专业术语，意为对认知的再认知，是自我证明悖论过程中哲学思索的内省体现，也是内知智力的一种反省活动轨迹，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内省还是反省，其都具有一种批判式的再审度意味，旨在给出真理由遮蔽到澄明的敞开之策略。与之相呼应平行提出另一重要命题，那便是“生态美学”在当下正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是“世界范围内由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转型和各种生态理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¹。如果说世界论范式对应于古代文明，体现了古人对于所寄居的自然环境的顺从依附，认识论范式契合于近代工业文明强调了“人为自然界立法（康德语）”的知识合法可能性的话，那么在现代“后工业”文明阶段，以超越上述两种理论的主客二元对立缺陷，追问生活终极实在的人类学便顺应潮流成为一种新的范式。

笔者在本文试图探讨的生态美学正是在人类学这一范式指导下的审美追问，是生态美的和谐本质“在这里被还原为、复归于人类与整个对象世界的源始的、本初的一体化关系，一种以‘在世’生活为根基的浑朴天然、圆融如一的关系，一种‘向来所是’的、‘未经分化’的、²。

生态美学在中国当下成为显学并非偶然，这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环境生态危机在人文学理维度的批判式镜像反映。据此辐射到更为广义的生态文明，除了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之外，打上人类理性烙印的文化环境可视为另一极与前者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态环境的整体世界。然而遗憾的是，或曰无所遁逃之处在于：近年来，伴随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我们充分享受到了改革红利所带来的殷实物质成果，但与此相生的另一面便是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来自雾霾的健康威胁、全球的变暖加剧、人文层面的公共道德沉沦、精神陷于虚无、犬儒主义甚嚣尘上等一系列日益突出的生存环境、社会伦理问题，反映到艺术创作领域便是唯金钱至上的“行活模式”（艺术创作的买卖模式）泛滥成灾。曾有文章一语中的：“中国的当代艺术，则似乎已经或正在渴望变成金融衍生品，无论是新潮、革命、批判还是艳俗，如今都变成了生意。

放眼望去，它们之中究竟有多少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文脉息息相通，又有多少能够与我们生存在其中的这个‘真实的世界’有切肤之痛的关联？中国未来的‘公共艺术’如果仍旧把价值追求建立在这两者之上，将很难提出对艺术和社会真正有意义、有突破性的议题³。”由此表征，笔者在本文对于生态美学的定位并非单一关注在人于纯粹自然的共生共处，而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复合思考与反思。

相比于文学领域内生态美学反思性文本创作与研究正生成燎原之势，音乐领域内无论是歌曲创作（未进入大众视野的地下摇滚音乐除外）还是纯音乐创作，抑或理论研究都还沉浸在音符狂欢之中热度不减，特别是带有明确文本指向的歌曲体裁，本应面对现实危机进行反思性批判，但其在当下大多选择了回避与无视：要么是卿卿我我、你侬我侬式的充斥泛滥，要么是假大空式的掩耳盗铃，要么是无关痛痒的伪写实煽情……被圈养于金钱围铸的藩篱之中的现状令人忧虑。稍感欣慰的是，在艺术创作商业大潮浓烟滚滚的雾瘴之中，不乏异类之象，譬如山东东营籍流行歌手皓天便逆势而动，自2010年至今，他一反之前纯商业化的流行情歌代言模式，以消弭市场功利于无形的歌声表达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用《孔子说》的“千年一梦天下和”、《听老子说》的“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印》的“比情畅神”默默宣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与可贵，尽管这些作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入角度各不相同，但都试图携“生态美学元认知”的叙事策略为共同审美内核，将其撒播在中国千百年来丰饶的传统生态智慧土壤之上，再有意无意间辅以西方经典生态哲学理论，以期浇灌出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和谐愿景之花——用现代人类学范式指导下的生态美学来解读这些作品的音乐叙事，成为本文的理论支点。

    二、生态智慧：指涉“天人合一”的生命追问

如上文所谈到的，创作于2010-2015年不同时期的四首歌曲《孔子说》、《听老子说》、、《中国印》⁴是基于共同“元认知”内核下的多侧面艺术发声，这一“元认知”确立伊始便思路明晰，那便是聚焦于中国传统哲学儒（《孔子说》）、、道（《听老子说》）以及古代自然审美观（《中国印》）中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共同文化诉求，折射出对当今大千世界中引发的有关自然、人文生态重重危机的无限焦虑，并试图通过对其中有关“和谐”精髓理念的艺术化提炼，以现代人易于理解的通俗方式予以表述，在这一过程中，生态美学理念的“元认知”显现无疑。

众所周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古老的《周易.系辞上》中“生生之为‘易’，成象之为乾，效法之为坤”和《周易.系辞下》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述便旨在对万物生长、生命力量和人之生存状态关系的阐释，是先人有关生存论和生命论的生态哲学和美学智慧的集中体现。而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儒学、道学、佛学和崇尚自然的学派更是将“天人合一”上升为一种深刻的宇宙观念，无论是儒家的人道，还是道家的天道，亦或是佛家的神道，无论是儒家追求的爱生，还是道家追求的养生，亦或是佛家追求的护生，都极大丰富着中国的传统生态文化哲学理论。而在对世界的自然审美方面，“儒家的‘以物比德’观念，虽未视自然之物为独立的审美之物，但其已具审美价值则无可置疑。道家则明确以天地自然为美之主体……面对天地而进行‘无为’、‘不作’的‘观’，也就是‘虚以待物’……佛禅讲究本心清净，物我两忘……‘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 ……”⁵也都是“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大千世界的审美关照。

作为皓天传统文化歌曲系列的开篇之作，《孔子说》在2010年的诞生可视为用音乐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文化主潮召唤所做出的正面回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矛盾日益凸显，价值观的危机、文化价值的焦虑、人生意义的困顿日益凸显，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学热和儒学热就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现象和文化现象，而是构成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⁶。当然，基于儒学历经2000多年积淀出的博大精深、浩繁厚重的特质，通过一首4分钟的左右的小型歌曲便可直抵其宏大元叙事的精髓并非易事，那么核心理论的精华提纯自然成为关键。《孔子说》巧妙地避开了大量具化的教条罗列，放弃板起面孔式的僵化说教，别出心裁地将“孔子”的“传统文化导师”身份设置为作品的宏观意象，用“说”的现代语法替代了正宗嫡传下孔老夫子式的“曰”，二者组合之后，呈现给我们的便是“孔子说”这一半书面半口语化的时代感极强的生动表达，“孔子”的圣人形象瞬时鲜活起来，让文本主体以大众易于理解的通俗语辞进行音乐叙事成为可能。整首作品以“和”作为词眼，在此之上绽放特定的生态审美表达，其端倪可从歌词最重要的开头与结尾的句子表述中得以窥见：

可以看到，“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和为贵”、“天下和”等移植到艺术语境中的儒学主张无一不是对世界本真形而上学式的真切追问，然而作品对于儒家思想中这些中国式乌托邦理想的表述并非是教义原句的原样照搬，而是以现代人对古人思想的精华总结并形成共识的表述予以行文展开，同时再辅以创作者个人化的体味与评述之辞（如“境界”、“处世讲究”、“千年一梦”），从而用当代歌词的平仄格律呼应起圣贤有关“天人合一”的大同之梦：“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贼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孔子说》歌词构思的另一精妙之处在于首问尾答式逻辑圆环的预设，并通过读音上的谐音方式实现了互逆式的前后呼应：“贵为何”于遮蔽之中提出困惑，“和为贵”在澄明之中给出答案，结论则是“千年一梦天下和”的终极人文生态构建理想，正如《论语.学而》所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可以说，正是作者在去粗取精之后，让“和”得以在这首宣讲儒学的声乐作品中备受关注，也让“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潜夫论.本训》）的儒家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引发起当代人的强烈精神共鸣。

如果说《孔子说》的“天人合一“美学表达还侧重在人本主义立场下的自然相待，那么其后继之而出的《听老子说》则完全将“人”置于与“道”、“天”、“地”这“域中四大”一视同仁的状态，变“为自然立法”为“以自然为法”，这一点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作品两段副歌部分的阐述：    

延续前作的文言白话相间叙辞，以上表述依然呈现为“教义给出——当下感悟”的逻辑演进，“有起也有落”、“有舍才有得”既是对先哲语录的感悟，更是与当下芸芸众生的共勉，为道家的古老生态智慧平添一份熨帖的时代注脚。有文章指出：“道家生态哲学和美学思想十分丰富，其主要体现为：‘道法自然’之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理论；‘道为天下’之宇宙万物诞育根源理论；‘万物齐一’之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关系理论；‘天倪’论之生物环链思想；‘心斋’与‘坐忘’之古典生态现象学思想；‘至德之世’之古典生态社会理想等”⁷。面对如此绚烂多姿的古老道家生态哲学体系，《听老子说》同样立足于“天人合一”的审美切入，挟“道”为本，架构起这一宇宙观的外显与内化的纵横坐标系，横轴外显为天、地、人、道的本源之态，宣扬的是整个宇宙系统的自然朴实与生态和谐，纵轴则内化为万事万物具备自发与性能动性内在运动的直觉智慧，这种智慧可以理解成道家的“阴阳互为转化之变”，成为“超出世俗的对立物”，从而用事物的一极补足和平衡起另一极的天然缺陷，做到“顺天意者，从道而流（《淮南子.时则训》）”，于是便有了《听老子说》中“曲则全，枉则直／少则得，多则惑”的点睛之笔。，创作者采用了更为诗意化的词藻叠置来对应式阐释佛家有关生态哲学的三重内涵：

上述词句以六句长度、三个纬度阐释着佛家的“天人合一”生态哲学：前两句旨在表达拒斥实体、意随自心的生态关系，中间两句勾勒出万物缘起、和合而生的生态全息图示，后两句则是诸行无常、变动不居的天演生态过程，其构建特质与《听老子说》异曲同工，不再赘述。

皓天传统文化系列歌曲在新近推出的《中国印》中将“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纬度进行了适时调整，“畅神”成为其中的显著美学表达，其实质“是把自然山水看作是独立的欣赏对象，强调自然美可以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抒发和满足，亦即可以畅神”⁸。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印》的生态审美已有所转向——从之前的圣贤教义宣讲转向了自然审美的性情陶冶，但对于“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讴歌内核却始终未变：“中国审美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讲究以草木虫鱼为‘自来亲人’，认为可以与之‘会心’、‘畅神’；在诗学、美学上则讲究‘内外相与’、‘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等等，都是‘天人合一’精神的体现”⁹。只不过，创作者并未拘泥在“草木虫鱼”的“畅神”之中，而是“选择集中国文字、篆刻、传统审美于一身的“印章”这一典型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作为立美切入点，可谓是“独照之匠”，不仅因为方寸大小的印玺历经了从战国古玺、秦印、汉印、朱文印到今体字中国印、兄弟民族文字中国印的渊源流变，聚合了从缪篆印、杂形玺、图案印到收集印、斋馆印的诸多图文形态，更是由于中国印承载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浓缩起中华文明绚烂夺目的历史演进，维系着古往今来文艺书写的桥梁纽带......可以说，“印”字一出，其下的行文尚“不着一字”，便让作品着力泼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尽得风流”，审美意象把握精到。凭借对这一审美意象的精心设置，歌曲的主创者成功实现了借古喻今的审美表达意图，溢显出美学方面形而上的哲理思考”¹⁰——这一思考的实质还是对于“天人合一”精神的问询。那么作者对于《中国印》的“畅神”是如何进行技术构建的呢？“通过赋予传统文化事物以生命活力，移觉常规试听感受，架通古今艺术桥梁的创作特质，丰富起中国风歌词的另一种美学表达可能性，其大量“通感”修辞手法运用制造出的“移觉”效应突破了常规语言的束缚，大大增强了文采的艺术表现效果，读后令人印象深刻”¹¹。具体释之：

开篇几句给出的“唐诗宋词”、“塞北江南”、“水墨丹青”、“姑苏客船”多重意象载体均以通感移觉的方式鲜活起来：本属于视觉、听觉范畴内的词赋在这里移觉到味觉范畴，“饮”出了英雄浪漫之味；乐器“玉笛”原属听觉范畴，在此化作“春风”移觉到触觉范畴，温暖了塞北吹绿了江南；同样属于视觉范畴内的“水墨丹青”通过心理感受层面的拟人化移觉，以“流连”的情感化注入引出了“姑苏客船”意象，并在此后瞬间实现古今时空转换，如魔幻现实手法般类比引申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南湖红船——“烟雨缠绵悠悠蓬船红灯照平安”；同样的方式应用在其后对仗段落的前几句：

这段依然采取通感的修辞格进行移觉，生发浪漫笔触，并借古喻今式落脚在“千古风流数今朝处处天上人间”的颂扬表述。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如嵇康《琴赋》中所描绘的“状若崇山，又像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那样精彩辞藻叠置之外，，思绪的“畅神”过程在巨大跳跃间笔法却不留一丝痕迹，值得玩味与称道！

三、生态纬度：“诗意性栖居”关照下的审美批判

在对皓天传统文化系列歌曲的歌词文本研究过程中， Heidegger,1889-1976）的那句至理名言：“人的根基处就是诗意地栖居”。，但其有关“存在”的哲学理论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现代人类栖居方式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的生态美学思想，特别是其提出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时间—游戏—空间的同一东西［dasselbige］在到时和设置空间之际为四个世界地带［相互面对］开辟道路，这四个世界地带就是天、地、神、人—世界游戏［weltspile］”¹²。继而，海氏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对荷尔德林诗歌所做的第五句哲学沉思中把“天、地、神、人的四方游戏说”置于“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的著名论断之中，有学者这样分析：“人类此在的存在在本质上就是诗意的，即它必须随时随地参与到天、地、神、人的四重奏中，它必须倾听诸神的话语，和物的存在相遭遇……诗人只有将自己嵌入天、地、神、人四者相互游戏运作的空间内，诗人才能见证到存在之真理，从而把存在之真理在词语中显现，即成为文字的诗，这种文字的诗恰是对存在的诗意性的显现”¹³。在《孔子说》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诗意性的经过浅显直白式过滤的异化表述： 

在这四句歌词中，所出现的意象性事物都可对应起“天、地、神、人”的四方指代：“大世界”为“天”，“小村落”为“地”，“你、他、过客”为地球上的万物苍生，是广义上的“人“，“世界”则是自为之存在，也即“神”，“大家有话好好说”则表达了四方在游戏中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望，这难道不是“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的外显吗？

然而，，更将审美指向批判纬度：“这是诸神逃遁和上帝到来的时代，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因为它处于双重的匮乏和‘不’之中……它属于一个独特的时代，即一个由于科学和技术过分发达，使得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物质、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的主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主体意识和对象性意识都空前强大，一切原来的神圣之物都被抹去了它的光环，这种祛魅化的过程使得诸神逃遁；与此同时，个体在强大的技术世界中却越来越感觉到自己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¹⁴的确，科技进步迅猛、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在带来物质红利的同时，却培植出环境恶化与精神危机的双重生态恶果，在《孔子说》中，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于现实的忧心忡忡：

正如文学生态批评的开山鼻祖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在小说《寂静的春天》中对于滥用农药之后死神幽灵降临小镇的天道式诅咒的传神刻画那样，《孔子说》也使用了颇为尖锐的言辞对当今世界的生态现状进行激烈批判，。不仅如此，到了《听老子说》中，作者试图通过劝诫式的批判，努力去唤醒当下人们对于自我存在的记忆： 

，大地上的凡夫俗子缺乏对诗意性的洞察，只能看到一个个孤零零的“在者”，而将真正的“在”付之阙如，诗人的使命正是要唤起这种原初的回忆。据此来看，《听老子说》正是通过浪漫的歌声表达，重置处于焦虑中的人们以诗意的经纬线上。

叙事逻辑进一步推进，在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人们掌控、改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愈来愈成为一种“在者”，隐于“在者”之后的“神性”——即“在”，日益被遮蔽起来，如果将生命的本质持续交由技术来处理，我们很难想像人类社会在未来会走向何处，“根本的原因在于由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所推动的技术对整个世界包括人自身的宰制，使得自然不再作为天、地、神、人四重奏的原始聚集而存在，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也不再显现，生命中的那份激情、冒险和野性都隐而不显。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人已经对这种贫困状态懵然不觉……”¹⁵于是“困惑”成为当代人的最大魔障，： 

，在其中，真理作为揭示产生了”的理论来衡量上述词句，其审美批判的目的显然是寄希望于人可以突破工具理性束缚而彰显出人的生态本性。由此，笔者再次强调一番在文章的开始部分对生态美学进入人的情感领域进行的有关框定，这也是其在纯物质层面的指涉之外的人文功能承载，它既关注生理，更关注心理，。换言之，人不能仅仅将人的超越性、自由性本质的实现完全托付于物质的自然界，不能仅仅希望从自然环境那里找寻一点安慰，企求某种解脱，仅仅将自然看作是一种偶然的心灵避难所，或暂时的精神寄存处”¹⁶。

    四、生态关怀：凸显人与造化自然的“主体间性”之美

无置可否，皓天传统文化系列歌曲意在探索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本源意义的大千世界之间如何重返和谐的路径，从而导向作品在生态审美方面的终极关怀。如果我们依照法国现象学美学大师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1910-1995）的审美对象与审美知觉的观点来看的话，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天地是一种“自在”之存在，它只有经过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以“自为”的审美知觉去感知，才能被赋予意义，否则便只能是一种未经开化的野生之物：“审美对象只有在知觉中才能完成——这是一种公平地对待对象的注意的知觉。修养不高的人只是漫不经心地打量它一眼，在他面前，艺术作品还没有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要显现，审美对象就需要观众。对任何被知觉到的对象，肯定是如此”¹⁷。与这一理念相符，《老子说》给出了如下表述：

这段表述的审美自行揭示为：只有以“自为”之态去留心关注身边的每个“自在”存在的小站，才会在你的眼中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才会成为你心境的愉悦反映，否则周围的一切都将成为你眼中的视若无物和灰色地带，你将永远不会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与真谛——当生活真正成为你审美知觉的对象时，意义也就在你周围显现了，而你也就成了杜夫海纳所希望那种“有修养的人”。

与之相逆，“在审美经验现象学里，‘自在’不再仅仅是被‘自为’所意识到的外物，不再单纯被吞噬、包含在‘自为’之中，而是在知觉联系的交感链条中同时作用与‘自为’；‘自为’也不再是无限超越的绝对意识主体，而是在与‘自在’的生存共处中，同时被‘自在’可逆性地关照着”¹⁸。： 

在这段词句中，“菩提院落”、“莲花宝座”在未被审美知觉感知以前是一种“自在”的状态，但正如杜夫海纳所说的那样：“作为物体的主体不是世界的一个事件或一个部分，不是万物中之一物；它身含世界，世界也含有主体。它通过成为物体的动作认识世界，世界也在它身上认识自己”¹⁹，前述两个审美对象也包含有对人作为审美主体进行审美知觉唤起的唤醒作用，在它们“自为”的召唤下，人的“自在”被唤醒，于是“走进了院落，端坐于莲花”，才最终有了“笑看纷繁大千世界／心香磬声辽远了岁月”的“自为”之存在。

当然，在这一系列的音乐叙事表达过程中，创作者关注的并非只是人与纯自然环境、实体物品之间的“间性”之美，“自然”一词在作品的美学反馈中更指向“化生万物”的源动力，与杜夫海纳所说的“造化自然”（la Nathure）不谋而合，它与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自然之物相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海洋河泽、山川岩石、陆地沙滩、花草树木、鱼虫鸟兽……所有处于传统背景上的事物，尽管其演化级别与生态机能由低到高各不相同，在造化自然面前却都是造化自然的产物。唯有深藏于这些自然物存在深处的那个创生性的包蕴物与本源物才是高于自然物的造化本身”²⁰，这也就是说，对于自然之物的形而上探寻才是真正凸显人与自然间性之美的造化方式。对于此，歌曲《中国印》深谙此道，创作者以一方凝聚起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精髓的“印玺”作为其高屋建瓴式审美切入的滥觞指代，以此生发创造，我们在作品中品味到了“唐诗宋词”，聆听到了“梨园余音”，目睹到了“水墨丹青”，身历到了“塞北江南”……“中国印”适时成为了造化自然的实物化身。但在《中国印》中，真正要讴歌的主体还是“人”，并且是总结升华式地将“人理解并适应造化”的能力进行了聚显：

我们看到，《中国印》中无论列举的自然事物有多琳琅满目，其真正意图不过是以此为媒介实现创作上对执政者政绩讴歌的主旋律塑造，，人作为造化自然的产物，区别于其它天地苍生“而今迈步从头越”式地对社会做出巨大改造以“照平安”，这的确是《中国印》对于“间性”之美的真切思考，正如杜夫海纳所说：“相伴于人类，造化的概念才能真相大白……人是造化自然的产物也是造化自然所衍生的一部分，这是具有优先性的一部分，一切在人身上自我揭示”²¹，而《中国印》所要阐释的终极关怀正是人成为了自然造物的恩宠及其魅力反射的代言者的“主体间性”。

还需要特别论证一番的是，四首歌曲在音乐编曲上的“主体间性”特质，当然这一“主体间性”已经不再是杜夫海纳的美学理论范畴了，而是集中在中西音乐风格“跨文化”的碰撞交流融汇上，是在不同特质的音乐风格之间给出的“间性”审美。山东学者陶永生曾在《文化情结的审美视野》一书中给出了有关“厘定‘中国形象’之文化他者身份”的命题，其谈到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形象’实际是文化哲学视野下文化多元综合的概念，“作为一个跨文化文学研究的范畴......‘中国形象’......应该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在本土文化语境中生成和衍生，有着自身文化历史发展的痕迹；同时，‘中国形象’更属于一个开放的异域文化参照下文化间对话和迁移中生成的形象”²²。无独有偶，大学者费孝通也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论断，这些论点都以“跨文化”的审美视野对当代文艺创作提出了“视域融合”的美学要求。具体到音乐的形态表现，《孔子说》、《听老子说》、，代之以现代流行城市民谣化的编曲与演绎，从而以反向的方式与传统文化的文本表述拉伸出两极化的张力，此可视为“跨文化”的具体技术践行。相比之下，《中国印》“跨文化”特质的整体音乐品格更令笔者感到意外与惊喜：一方面，歌曲中时而“昵昵儿女语”时而“划然变轩昂”的五声化旋律叙事，音乐伴奏中出现的竹笛、箫、古筝、民族大鼓所交织出的民族古典韵味，同时辅以流行电子音色所散发出的时尚气息，无一不是我们对于当下风靡华语乐坛的同类中国风歌曲所耳熟能详而又津津乐道的各类技术表达；但另一方面，歌曲的引子部分以及尾声呼应部分采用西方宗教合唱理念给出的静穆式背景和音，却令笔者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以笔者有限的视野范围来看，自古典韵味的流行中国风歌曲这一门类诞生以来，几乎清一色是在电子、电声的背景衬托下，追求音乐编曲上古色古香之能事，融入西方宗教音乐元素在此之前看来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犹如天方夜谭。《中国印》一曲却据此开创了风格性先河，在编曲思路上将中国民谣式的诉说与西方宗教唱诗班和声进行巧妙混搭，将两种差别甚大的音乐文化通过音乐技术上的巧妙处理进行跨文化组合再造，最终呈现的音乐效果不但毫无违和之感，反倒营造出了一种格调独具的中西合璧式的音乐美感，仿佛是在西洋油画为底色的基础上缓缓展开的一幅中华文明的水墨画卷，充分体现出西方文化渗透与本土文化传承交互作用下的当代中国文化群体生态赋予“中国形象”以多元化的关照意义。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未来“生态社会”的理论构建正成为理论家们颉颃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着眼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忧心重重地指出：“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类成了地球上‘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²³；英国学者怀特海则“把上帝与自然视为同一位格，将‘永恒地和谐’与‘谐和的适应’定为终极信念”²⁴，另有诸多学者分别提出的“生态学的世界观就其深层而言必然拥有丰蕴的宗教内涵”²⁵，以人的‘自然化’、‘社会自然化’应对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²⁶等真知灼见。在这一社会文明背景下，皓天作为全程参与这一系列传统文化歌曲的策划、创作、制作、演唱等环节的唯一亲历者，以一份当今乐坛难得一见的责任担当执着表达着对于和谐本源这一生态美学元认知的形而上学追问，这是其“传统文化歌者”身份的责无旁贷，更是其用音乐构建生态乌托邦的义不容辞，笔者祈愿歌声中殷切唱出的“天下大同”对于未来不仅仅只是一个空想与梦想！

［注释］

1、2、7、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3、周博《公共艺术价值何在》，载《读书》2014年第9期

4、《孔子说》、《听老子说》、、赵新，《中国印》的词作者为君瑶、付林，曲作者为付林、皓天，四首作品的策划、制作、演唱均为皓天

5、9、16、仪平策《从现代人类学范式看生态美学研究》，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6、《专家解读中国儒学热兴起，文化必须与时俱进》，中国新闻网，2010年9曰28日

8、张伯良《由“比德”到“畅神”》，载《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

10、11、参见拙作《一方印玺天下阔——歌曲《中国印》的创作审美评述》，载《大众日报》2016年1月22日

12、14、15、，孙周兴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8月版，第184页，第105-106页，第110页

13、，吉林美术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02页

17、19、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一卷），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5页，第58页

18、20、21、尹航《重返本源和谐之途径——杜夫海纳美学思想地主体间性内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81页，第181页，第185页

22、陶永生《文化情结的审美视野》齐鲁书社，2013年5月版，第112页

23、24、25、26、均转引自鲁枢元《新纬度，新路向——生态社会能否成为一种期待》一文，载《跨文化对话.第33辑》，乐黛云等主编，三联书店，2015年6月版

作者简介

        吴可畏，山东省文艺创作研究院副院长，，山东省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