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音乐生活与犹太文化联盟(二):上海犹太流散音乐家的故国经历(1933~1941)

（续）

：犹太文化联盟

直到1934年中期，，，虽然1933年各种事件的喧嚣刚刚过去。。第三帝国虽然想要“最终解决”犹太人，但文化政策方面却开始显得温和。后来人们认为，戈林在文化上保存普鲁士国家歌剧院的实际动机是：

 他喜欢摆出一种艺术保护者和鉴赏家的姿态。，他就迁就了这些现有的音乐家，包括犹太音乐家。，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或者说，上述那种误解来源于一般人的悲观主义。不少音乐家还是更为清醒。如指挥家富特文格勒认为一切都会过去，他努力与新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但他也代表许多音乐家发表过不同意见，得到人们的声援。他于1933年4月12日写信给戈培尔，谈论“艺术的中立性”，尤其提到了犹太艺术家，声称“音乐已经被世界大萧条和广播业削弱了……再也经受不起折腾了……请救救真正的艺术家”。戈培尔回信道：，且是最高级的艺术……艺术只有扎根于人民才是好的艺术。”他然后再度向富特文格勒和公众保证，在新德国可以听到优秀的艺术表演。于是紧张似乎缓和了，富氏的信传遍世界各国，德国音乐家相信某种权宜之计会慢慢恢复到正常生活。

 这可能是欺骗和自我欺骗，因为所有的德国人都在挪用当时流行的所谓的“国族的”（voelkisch）传统，而且其根子早在1933年之前就遍及德国音乐的所有方面，这就反映出大多数以文化为取向的人们的真正情绪了。。为所有活动（也包括音乐分析和创作）加上清晰的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

 反犹运动也在断断续续地发展，有时也有缓和迹象。1933年，国内形势还不允许如同后来那样对犹太人采取最终措施。还有要考虑国际形象，因为德国的军力还不够强大。1933~1935年所有的反犹行动都基于特别的法令，如抵制犹太商业的政府法律。。另一方面，。犹太商店有人守卫，外国犹太人未受干扰。爱乐乐团也未被触动。[1]

 隔离犹太人甚至机构化了，1933年6月成立了犹太文化联盟（Juedische Kulturbund），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那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一方以监督非雅利安艺术家的汉斯·欣克尔为代表，另一方以杰出的医师兼音乐家库尔特·辛格博士为代表的犹太文化名人代表团，辛格后来成为这一全国组织柏林分部的主席。[2]

 文化联盟是犹太社区正式的文化机构。文化联盟有四个不同活动方面：戏剧、歌剧、音乐会、讲座（这也是后来上海犹太社群音乐活动的四大方面）。[3]

 犹太音乐团体巩固了并获得了新的功能，主要是在文化联盟——这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各大城市都有分支——的范围内，不仅保证了犹太音乐家的就业，也提供了一个建立日常系列音乐会的机制和吸引犹太艺术家的手段。[4]

 文化联盟的艰巨任务是，使德国犹太音乐生活制度化并能维持下去，但两面不讨好。？。文化联盟又在多大程度上反对某种艺术形式？[5]

 双方都想减少被清除的犹太艺术家的失业率。，这样只能部分减少了失业率。犹太社区的领袖们也想满足自己社区的文化需求，尽管直到1935年还允许犹太人参加公众音乐会，这样有助于防止社区解体以及抵制反犹潮流。，借助于犹太人对于文化表面的贡献，，并不断修正这一努力，。单单在第一年1933年，柏林分部19,000人里就有125位音乐家和演员成为成功的文化中心人物，发展为一种动力，。1934年柏林分部发展到两万人，1937年为四万人（当时全国为18万人）。

 在1933~1941年间，文化联盟举行了成百上千场音乐会甚至歌剧演出，还有犹太社区资助的其他表演，在音乐厅和犹太会堂里为艺术家提供特别基金和私人捐助，还有的在富人赞助者家里和在私人室内乐背景中——后者不时还有雅利安白人朋友参与，他们冒着很大风险来参加。歌剧集中于柏林，作为一项主要的社交和象征事项，经常面对几千名观众，在辛格本人和柏林歌剧音乐总监罗森施托克（GMD Rosenstock）的指导下。还有从前著名的曼海姆舞台也演出过歌剧。其他城市由于缺乏基金和人才就只能上演音乐会版的歌剧。然而柏林以外的几个城市有文化联盟管弦乐团，如法兰克福、慕尼黑、施图加特、曼海姆和布莱斯劳，还有巡演的团体在整个帝国演出。[6]

 到处都有犹太人从四月法令受害者名单上除掉，包括德国大舞台上的著名人士。曲目包括传统常规的演出，反映了有修养的民族同化主义者和“开明的”大多数人的趣味，尤其是在1933年。还有比如维纳卫（ChemjoWinawer）等合唱团体纯粹的犹太仪式音乐和民间音乐的表演（巡演全国甚至国外），扎根于德国犹太会堂合唱传统、东欧民间传统以及相关复国主义的曲目。犹太社区音乐方面的分裂典型，，说到底即是如何应对反犹浪潮，最终认同并忠诚于何者的问题。

 两个阵营都力促历代的犹太大师。如门德尔松和马勒，但这两位过于德国化，。犹太人狭隘的眼光也拒绝了许多当代作曲家大量的新作（具有晚期浪漫派的和现代的语汇），如后来移民美国的恩斯特·托赫。也还有一些明显有犹太特性，另一些则试图混合犹太与欧洲的风格。这些类别和取向反映在犹太报刊的评论上，如《柏林犹太社区报》。用希伯来和意第绪语演唱的民歌和仪式歌曲的乐谱由柏林犹太出版社出版，以支持独立的犹太认同。

 ，这又同他们自己对犹太人的假定相抵触——例如他们在一个非寄生的空间不具备创造力。，。

 犹太的文化领袖和音乐会听众以及德国中产阶级具有相同的审美趣味和标准，而犹太的民族音乐确实类似于国族音乐产品。。，反对现代音乐的声音也回响在文化隔都的犹太批评刊物《一体化》（Gleichschaltung）上。

 可以肯定，这些理论上的矛盾，德国公众并不了解，。，因为那肯定强化了犹太认同、斗志和抵抗力。（参见下文）

 ，也吸引了社会、教育、宗教、国家和趣味等不同背景的犹太人来参与社区的活动。，他也另有限制。他要维持和振兴犹太文化，还饱受内部责备，说他同反犹的国家合作，并帮助它维持文化面子。

 尽管矛盾丛生，两面不讨好，，身份需要检查——还允许各个社区分享资源，交流协作。1935年冲锋队领袖辛克尔重组文化联盟，成为犹太文化联盟帝国联合会，，认同那一年的纽伦堡法律所规定的政策。这个帝国联合会得到批准召开全国会议（1936年9月5~7日，柏林），125个分会参会，讨论犹太文化在德国的生存问题，其中包括“犹太仪式音乐及民歌”的发言。[7]

 文化联盟举行了犹太管弦乐和室内乐、合唱和当代歌曲演出，以及作曲大赛。柏林还经常演出歌剧（1935~1936年194场，1936~1937年89场）。创作也在继续，包括浪漫主义和民间风格的犹太歌剧（温贝格［Jacob Weinberg］的《先锋》），移民巴勒斯坦主题的《以色列国》（1938年9月4日首演），表现犹太人在历史故国的活力，。确实，文化联盟的经历表面上也表现出一种德国国族分离的政策。

 虽然正常状态的假相一直维持到1941年，但音乐生活的质量和数量在逐渐衰退，因为富裕的、著名的、青年一代音乐家纷纷离开德国。文化联盟中不少人在异国谋到了职位，如去美国、日本、巴勒斯坦等。[8]

[1]本小节参见Levi, E., The Politics of Music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Lang, 1991, p.74.

[2]同②，第75页。

[3] Bohlman, P.V., The World Center for Jewish Music in Palestine1936-40， JewishMusical Life in the Eve of WWII，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2, p.91.

[4]同④，第25页。

[5]同④，第94页。

[6]同②，第75页。

[7]同②，第76、77页。

[8]同②，第78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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