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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引言
音乐分析（Music Analysis）是“将一种音乐结构化解到一个相对简化的组成部分以及在结构中对某些因素功能的研究”（《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音乐分析这一学科肇始于西方，在西方艺术音乐以及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语境中诞生。从其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音乐分析的视域是在音乐的结构与音乐的技术语言之上。中国的音乐分析学科也是沿用了西方的学理体系，并发展出中国的音乐分析学。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将中国的音乐分析体系纳入到美国音乐分析界的关注视角之中”，这是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在武汉音乐学院举办的第三届中国音乐分析研讨会讲座上，美国当代音乐分析学家约瑟夫·斯特劳斯先生所发出的呼吁。这无疑是给当代中国的音乐分析界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话题，令众多与会者开始反省何为中国的音乐分析体系，中国当代音乐分析是否有独立的体系。
本文想从以下几个问题的角度展开论述：
1.中国的音乐创作与分析是否必须依赖于西方的学理体系？
2.中国的学者分析西方音乐是否只能依据西方的学理体系？是否应当在东方文化的语境下提出自己的阐释？
3.观念、行为与音乐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否可以影响到音乐分析的方法路径？音乐分析是否能够脱离文化语境的研究而悬置起来加以逻辑分析？
4.作为中国语境下的音乐分析学者，如何认识我们的音乐分析学理？
另外，需要交代的是“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音乐分析学界对于“现代性”并不陌生，但是所谓的“现代性”和现代音乐还是两个范畴。“现代性”发端于哲学领域，其主要针对的是西方自启蒙主义以来所崇尚的科学理性主义问题，这仍旧是目前音乐分析学科所主导的观念。
“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我们认知世界现象时带来了科学理性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成为了认识的“遮蔽”。自从西方启蒙主义以来，人们将过去的宗教时期视为迷信、无知的时代，而高扬理性启蒙的大旗。从以笛卡尔“人是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为标志的人的主体性觉醒，和以康德“拿出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性”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足见当时的人本观与理性观之浓烈。
但恰恰是当人们崇尚科学理性之时，也将其奉为了崇拜之“神”，科学与理性代替了上帝的力量，成为了主导世界的法则，所以才有了尼采所谓“上帝死了”的断言。当人们将科学与理性奉为法则之时，它自然会带来机械性、物理性、静态观、分离性的认识弊端，并且压制人文阐释的认识视野，以及导致将研究对象的整体分为各个部分分别加以考察的认识活动。
：“即使你把所有的基因序列都弄清楚了，你还是不了解生命，因为基因是微观的，生命是宏观的”。因为音乐是一种产物，其来源于行为，而行为则根植于观念，观念其实就是文化的语境。这就是人类学家梅利亚姆的重要人类学观念，他倡导音乐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应当将音乐放置于文化的语境中加以阐释，而不是进行割裂的物理性分析。因为物理性分析是将音乐脱离其文化母体，而采取手术解剖的方法加以认识的，这样我们只能见树木而难以发现森林。
本文主要以2015年第三届中国音乐分析学研讨会为讨论对象，因为它最能代表中国音乐分析学界的所思所想，各与会者所提出的观念应当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当代音乐分析学最权威、最前沿的研究资讯。专家讲学与学者论文发言迸发出众多的闪光点，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已经有所提出。但在自我陶醉之余，我们是否应当反思当今的音乐分析所存在的问题，诸如技术与文化两张皮、音乐分析的单向度认识、音乐分析的视域局限、音乐分析的视角问题等等。
一
单向度危机
单向度问题的最先提出是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这部著作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集权主义所形成的单向度思维问题。
在中国当代音乐分析学界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单向度思维的危机问题，主要表现为横向研究视角上的单向度以及纵向研究方法上的单向度。
（一）研究视角的单向度危机
20世纪初期，萧友梅等诸多前辈引入西方的音乐体系，给中国音乐界带来了第一次启蒙，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音乐体系的逻辑性与系统性，并且推而广之。长期以来，中国也一直追随着西方的体系在音乐的系统性与逻辑性方面得到了巨大提高。但时至今日，我们却不知不觉养成了单向度思维模式，严重忽视了中国音乐分析的主体性视角，导致我们的音乐分析学只能不断地靠国外理论体系的救济而存活。
从开始接受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之后，所有中国音乐院校采取的是西方的“系统性”教育方式，从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到“四大件”，从传统音乐主题分析到现代集合分析等，均采用西方的思维逻辑方式与西方的严格书写体系。由此不免将中国文化中的即兴性以及中国音乐美学中的线性、音韵之美全部过滤掉了，形成了同质化的西方发展模式，大部分音乐研究者进入了“唯技术”“唯逻辑”的状态。管建华先生讲过一个讽刺性笑话：“贝多芬与莫扎特毫无疑问是肯定能考上中国的音乐学院的，但刘天华、阿炳以及梅兰芳等人是肯定考不上中国的音乐学院的，因为他们不会基本乐理与视唱练耳。到底我们国家办的是‘中国的音乐学院’还是‘中国音乐的学院’？”
以上问题可以充分说明中国的音乐分析体系完全跟在西方的步履之后，缺失了主体文化视野的观照。后殖民语境中的“失语”状态可以形容当代中国的音乐分析现状。
2015年音乐分析学研讨会主题为“课程与方法”，会上关于课程的宣讲几乎无一例外地针对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音乐研究体系。此次研讨会上共有宣讲论文87篇，其中关于西方技术与作品的研究共57篇，关于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1篇，中国当代作曲家作品研究25篇，其他分析类研究文章4篇。这些文章的分析视角几乎均采用西方的学理体系对作品形态加以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音乐研究视角霸占了音乐分析的主要地位，对中国当代作品的研究占次要地位，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作品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采用了西方的方法论，而忽视了中国音乐作品与西方作品的差异性所在，割裂了中国作品与中国文化的交感关联。除此之外，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几乎没有发出声音。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音乐分析界对西方技术形态以及方法论的迷恋之深。
此种现象的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是西方学术的逻辑性、可量化、体系性的“优势”，可以通过抽丝剥茧、逐层分割的结构主义方法以及实证主义认识观加以解剖作品中的作曲技术形态，且经过了西方音乐教育体系规训之后的中国分析者也更加容易形成对西方音乐的逻辑构造的心理认同。但不应忽视的是，中国音乐恰恰与西方的理性书写方式相反，其主要的建构方式是心性的、非量化的、微观的内能性音乐，长期受西方教育体系影响下的习得行为面对与其相反的音乐观念，往往变得手足无措，无从下手。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些以西方视角看待“异文化”音乐的研究者们，竟然得出了先进与落后、高雅与低俗的二元对立结论。
（二）研究方法上的单向度危机
笔者自本科以来，从学习“四大件”的西方传统音乐分析方法，到后来进一步研究申克音乐分析体系、兴德米特和声张力分析以及阿伦·福特的音级集合分析，所有的分析均建立在主客二分法的基础上，均隶属于西方的量化几何式的量化分析方法。2015年音乐分析学研讨会上，无论是论文宣讲还是专家讲座，也多数仍采用几何式分析。此种分析方法在分析西方艺术音乐时无疑是奏效的，但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体系只是欧洲地域的“地方性知识”，而不是普遍性知识，所以，运用西方体系分析“异文化”音乐时，我们竟然无从下手。诸如用西方体系分析中国的昆曲、京剧，或者印度的拉格，西方知识甚至不能涉及这些文化的皮毛。
传统和现代的音乐分析方法均建立在西方的逻辑基础之上。，就将音乐视为数的和谐，由此建立了逻各斯中心，形成数理逻辑的音乐构成系统。所以，用数理逻辑的几何分析方法分析西方的艺术音乐逻辑是有效的，但它的论证领域仅限于西方传统时期至现代的艺术音乐作品而已。而东方心性哲学视野下的东方学者，将逻辑原子主义的分析奉为“优越”的上品，这无疑是失掉了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缺失了自己主体文化对音乐分析的内涵丰富性。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说：“当下谈论的‘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范式的一个本土版本，虽然一再强调自主性，但他一直跟随美国的脚步，而后者并没有光明的前途可言”。
在2015年音乐分析学研讨会中的论文宣讲与讲座中，大部分的音乐分析视角仍局限于音高与结构领域的研究，对诸如东方腔韵体系、声音过程、声音能量动态等的研究几乎没有，对观念、行为、声音的认知还尚未形成。
二
东方学与后殖民危机
爱德华·W.萨义德所著《东方学》，第一次批判了欧洲中心论者，成为了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之作，打开了研究东方文化的新视角。该书主要批判了西方人用欧洲的视角研究和表述东方文化，以西方的思维判断东方，产生出欧洲中心的论调，即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坐标审视东方文化。
由此反观中国的音乐分析学研究领域，西方思维依旧是占据主导的思维方式之一，与萨义德所批判的不同的是，研究主体即研究者是在东方文化下生长的人。他们丧失了自己母语的话语权，出现了音乐分析研究中普遍的“失语症”现象。
在2015年音乐分析学研讨会中，有诸多研究中国作品的文章仍限于运用西方的分析方法与视角，这样的文章中充斥着“XX作品建立于XX作曲技术逻辑之上，融合了中国的XX音乐元素”这样的语句。此类视角无疑是将西方的作曲技术视为主体，添加了中国元素这一“调味料”而已，主料还是西方的，中国音乐只是增加作品的“中国味道”而已。管建华先生曾说：“中国的东方音乐未来只能作为西方音乐技术结构中的音响元素吗？”这是极其具有力量的一个质问。本文并未想去否定西方作曲体系的系统性与合理性，但任何文化均有其自身语境，不可忽视文化语境对人的文化约定。笔者反对的是“一只眼睛看世界”。站在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苍穹之下，我们自己的文化脉络与主体话语如何从音乐中找寻？作为中国的音乐创作与研究的主体，全球化的视野、文化主体性的思考，以及东方视野下的音乐分析学理应当成为当代学者需要慎重思考的重要问题，不然，恐怕无法回应文章开始的“约瑟夫·斯特劳斯之问”所产生的尴尬。
三
学科分化，
整体思维滞后
在2015年音乐分析学研讨会上，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张惠玲教授的讲话以及美国城市大学约瑟夫·斯特劳斯先生的讲座。
其中，张惠玲教授讲道：“香港中文大学的音乐分析教学已经将作曲与历史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加以综合，倡导跨学科式的研究视野，并且已经开始关注内地的研究，在教学中尽量减少教材的使用，增加期刊的阅读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而约瑟夫·斯特劳斯先生在做“美国音乐理论博士培养方案”的讲座时说道：“近年来，美国音乐理论倡导跨学科式交叉研究，主要是分为同类学科交叉、跨界学科交叉以及与新兴学科交叉的研究。”将以上两位教授的发言对比来看，可以发现，国外以及香港学界已经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学科综合的研究，将技术与文化加以分裂的问题进行还原，重新形成跨学科的整体性观照思维。这与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发展一脉相承。
对比国内的音乐研究，不难发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正如管建华先生所说：“西方后现代哲学已经向东方转向，走向解构，向东方取经，但中国的音乐界仍然沉睡在西方科学逻辑的梦幻中尚未醒来”。中国音乐分析目前仍处于技术与文化语境分化、形态学自律以及微观的观照视野之中。
首先体现在分析学科的划界。作曲理论划为“四大件”，导致各学科割断联系，互补互通的综合性观照严重缺失。更甚者是音乐技术理论与音乐学理论的分野，导致研究技术的只关注到形而下的技术层面，研究人文的只关注到形而上的哲学、美学与观念层面。由此带来的研究弊端是音乐分析中缺少了作为主体的人，分析中的作曲家已经被抽象化为概念的人，作品独立于作曲家之外，剩下的只是参数、技术的堆砌，缺少了作为有机的人的主体性。这无疑是本末倒置——技术分析本来应当是认识音乐的手段，现在却成了不懈追求的目的。
其次，体现为中国的音乐分析与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关联的严重缺失。当代人类学中的“声音、概念、行为”是统一的，中国当代音乐分析已经割裂了音乐与有机“人”、有机文化的关联，形成了机械逻辑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可想而知。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必定有伟大的哲学以及哲学思潮，而艺术家也往往有宏观的哲学视角，诸如贝多芬、李斯特以至现代的约翰·凯奇。哲学与艺术往往互通有无、相互影响，但在当今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中，哲学视野匮乏，导致了分析中的机械主义。
四
有效性与有限性审视
当代中国音乐分析学科中，在学习与应用西方现代音乐分析技术时，缺少了对西方音乐逻辑文化理性的有效性与有限性的评估。“在20世纪中，分析哲学曾占有重要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语言分析哲学分为人工语言与日常语言，逻辑语言分析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他发现人工逻辑语言有着巨大的局限性，不能够解释人类的生命哲学现象，导致语言哲学发生转向，人们开始关注日常语言的分析以及生命哲学”。当代西方哲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人工语言的分析，而已经转向对于日常语言的理解。所以才有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生活形式”，后现代解构思潮进一步瓦解了人工语言的唯一有效性。
在当今语言转向以及有机生命哲学的语境下，音乐分析不应该只是作品技术形态的分析描述，而更应该观照人以及人的创作行为与观念语境的有机关联。正如胡塞尔所言：“作为欧洲人根本的生活危机之表现的科学危机，它导致了文化的危机和人性的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回到生活世界”。
当代中国音乐分析的视野仍关注于音乐逻辑编织语言的机械分析，缺少有机的音乐语言阐释性研究，并且分析与阐释的互文性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逻辑与概念的研究只能在一定的语境下才起作用，当代中国音乐分析理论界仍沉迷于现代性的形而上学之中尚未自省，醉心于西方人工语言书写体系下的分析模式研究，、集合分析等等一系列技术主要针对的皆是人工语言书写中的音乐逻辑形态领域研究，这无疑是令人迷惘的研究思路。
笔者无意否认现代分析方法的有效性，但我们更应当关注其有限性问题。当代音乐分析方法中，多数分析体系针对与音高、主题动机以及序列等严格逻辑化的音乐体系，它的适用范围只能是运用严格逻辑音高构思的音乐作品。以凯奇为首的后现代音乐解构主义的出现，已经完全颠覆了逻辑的书写体系，开始转向日常语言的哲学范畴。所以，当代音乐分析所用的大部分方法对于西方后现代以及中国当代音乐已经显示出它的有限性。对于非音高逻辑构思的音乐创作，逻辑的几何式音乐分析方法已经是力不从心。
结语
当前中国音乐分析体系的有限性问题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加以关注，诸如2015年音乐分析学研讨会上，上海音乐学院的赵晓生教授提出了他的全景音乐分析理念，主张扩大音乐分析的范畴，揭示出作品真实的本质、精神、灵魂，增加分析的视角，贴近作品的隐义。从精神与灵魂角度看，赵先生所提倡的音乐分析已经更加关注真实的“人”与有机的“人”。但笔者看来，更应当提升到文化中的音乐视角来宏观、整体地理解音乐现象。
其次，彭志敏教授也提出，我们应认识到中国的音乐分析技术与国际音乐分析技术存在差距和缝隙。他表示，中国音乐分析应思考如何实现国际化和本土化。具体分析目标应更多、更细致地关注作曲家本身写了什么，但不能只停留在作曲家本身写了什么，而应把“深刻”地理解作品变为“深切”地理解作品，贴合作品实际。此次研讨会中，也不乏已经具有跨学科意识的宣讲论文，如上海音乐学院李小诺老师的《音高信息的听知觉重组分析》，将音乐心理学与音乐分析学相结合，取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与好评。
中国音乐分析学界已经开始对音乐的整体性与文化属性的有机联系进行初步反思，但对于整体的音乐分析学科来说，还处于“技术论”和“西方论”的阴影之下。后现代整体观的音乐分析及有机观的音乐综合理解视野将成为世界未来的分析研究趋势，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也必定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在这一层面上，中国的文化意识亟需更具前瞻性，以在未来全球化的大潮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由此，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化解西方物理性、机械性、静态认识观的音乐分析所带来的“现代性”弊端，我们应当对“现代性”认识有所反思。东方的有机哲学、整体观照的思维以及建设性的后现代有机哲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充分的参考。虽然东方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也有其不完善性存在，但我们应当将“现代性”分析的优点与后现代哲学以及东方整体关联哲学观念加以互补，由此将物理的分析视野转型为生物性的分析视野，将技术的分析建立在生命的基础之上，从文化的语境中提出技术文化的意义阐释。这无疑是未来音乐分析的一种新理路。
（原文刊发于《艺术探索》2017年第3期，此处为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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