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分析指南》:观念、方法与运用学术研讨会综述

      12号上午9:30（因当天上午上海市举办马拉松比赛，道路管制，造成会议比原定的8:30推迟了一个小时），研讨会在北216教室正式开始。陈鸿铎教授首先简短致词，他对各位专家，尤其是外地赶来的专家，放弃星期天的休息，不辞辛苦为音乐分析事业、为此次研讨会所做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向各位参会的老师、同学一一表示热烈的欢迎后，陈鸿铎教授宣布上午的研讨会开始。

       首先发言的是姚恒璐教授，以“尼古拉斯·库克《音乐分析指南》著作的分析评说”为题，通过回忆与库克教授的交往以及对《指南》中的基本观点进行评述，围绕申克尔分析与申克尔式分析、形式分析的两种命运、序列与集合分析的异同、以音高力度参数分析作品、打破传统与现代分析之间的隔阂这几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姚教授针对目前我国形式分析的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集合理论应该“全套使用”，不能断章取义，以及符号学被冷落。姚教授强调是否排序是序列与集合分析的分水岭，十二音与截断的音程关联，主要体现出分析者的“眼光”，能否抓住作品的主干。同时应学会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打破单一的分析形式，但前提必须知道自己的分析目标是什么，以及每一种分析方法的指向性。

      接着大家就姚老师的发言进行讨论。在回应对音高力度参数图表的提问时，姚教授回答：图表中的大锣每一次出现，标志着新的段落开始，弦乐队的四次起伏象征音乐的起伏，力度音色参数图表更直观的帮助分析者理解作品，突出了图表分析方法形象化的特征。关于符号学分析与莱蒂的主题动机分析之间的区别，姚教授认为：莱蒂的主题动机分析主要是针对乐章开始部分的主要动机在作品中的发展进行研究，符号学分析不局限于动机的分析，只要是有价值的音高走向、音程都可以作为分析对象，这两种分析方法都要对局部和整体都会产生影响。

       在接着进行下一个发言之前，库克教授受邀亲临研讨会现场，陈鸿铎教授先向库克教授一一介绍参会者，然后，库克教授也感谢各位到场嘉宾对本书的关注，并与参会人员合影留念。之后，库克教授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首先强调，他写这本书目的是想避免从意识形态论出发进行分析。库克强调分析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因为分析的目标时刻都在更新，本书只作为分析的一个起点。并谈到，由于分析技术教学需要花费大量成本、人力，音乐信息的繁荣，分析目标的扩大，导致20世纪的音乐本体分析在英国的逐渐衰落。不过，种种因素为怎么思考、怎么分析音乐，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库克教授简短发言后，武汉音乐学院副教授冯欣欣接着发言，她的题目是“如何选择合适的分析路径——库克《音乐分析指南》读后”。发言结合这本著作对分析路径的含义进行解释，申克尔分析法、克里夫顿分析法、迈尔的分析法、莱蒂的分析法之间的关系，最后以其自身的实践和学习尝试对“如何选择合适的分析路径”提出建议。库克使用Approach一词虽有方法的含义，但与Method一词有一定区别，Method强调固定套路，是一种无需变化的方法，Approach指解决某个问题所需步骤的统称。通过阅读本书并结合教学经验得出：一些经常被分析的作品，我们可以尝试多种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验证，而对于不被经常分析的所谓“二三流”的作品，我们应该先使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对其基本结构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之后，我们也可以进行其他分析方法的尝试。总的来说，分析的目标决定着分析的路径。

      上午的最后一位发言者是上海音乐学院“外国作曲家与作品研究”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严逸澄，她发言的题目是“研究的理论与理论的研究——尼古拉斯·库克对申克尔分析法的三种路径解读”。发言围绕基于聆听体验的申克尔分析法、作为社会人的申克尔、在表演分析中运用申克尔理论、库克的音乐理论写作策略几个方面展开。作为社会人的申克尔以及社会实践的音乐理论，库克强调分析必须在与世俗意义相关的层面上被理解，它所阐释的重要涵义应来自于我们所生活的多重语境，将我们的经历、希望和恐惧“滤”进音乐，再由音乐“滤”回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申克尔对表演的评述和他的分析具有明显的分离特质，只有当申克尔的图示和他自己关于演奏的文字可以自洽时，用申克尔分析法去做一些演奏版本方面的匹配才是说得通的。发言指出，在库克写作策略中，突出了音乐分析主要类型都不具有任何真正科学的时效性，以及对申克尔的精英化聆听应持批判态度。

      上述两位发言后，大家围绕申克尔分析方法传承是依据申克尔的美学因素还是纯技法展开讨论。严逸澄认为我们应该意识到美学因素的重要性，将其当成一种中性的工具，同时我们也应该避免通过分析来反证分析法的有效性，所以两者之间我们应该兼顾。针对申克尔分析法的界限问题，朱世瑞教授补充说：申克尔分析，主要体现了简化还原的原理，这一方法论对于作曲这样一个“创造生命”的学科并不适用，应该明确每一种方法的界限。西方出现大量值得我们研究学习的理论，归根到底是西方的自我否定意识较强，我们理论研究者应该注重在思想交锋中产生思想的火花，促进我们理论的成熟。

      下午的会议由朱世瑞教授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吕黄教授，他的发言以“库克书中关于莱蒂主题分析法的理解”为题。该发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贝多芬的《悲怆》为例，具体介绍了动机发展及其延伸的过程。第二部分围绕深层结构与浅层结构的理解。吕黄教授结合德彪西、勃拉姆斯、普罗科菲耶夫等作品说明调性、和声、音程等方面在深层结构的发展。总的来说，发展性音乐较多体现浅层结构，变奏性（现代派）音乐往深层结构走的更多一些，并将深层结构分为象征性、功能性、数控性、情节性几个类别。最后，吕黄教授抛出了“审美、深层结构可否量化？以及深层结构是否为作曲家内心秩序的体现？还是趣味的体现？”等问题，希望与大家就此进一步交流。

       ，他的发言以“《音乐分析指南》启示录”为题，围绕分析的历史、历史的分析、再读进行展开。首先，结合了部分音乐分析教材，回顾了中国音乐分析以及和声的发展历史，从方法论层面提醒中国学者系统回顾音乐分析历史的必要性。他认为部分分析者往往只满足于画出一个简单的曲式图就大功告成，相反，当我们分析作品时，关注材料构成会比只关注曲式的共性更有意思。以及申克尔分析法的边界，对于揭示共性写作时期的作品大范围和声连续性具有非常理想的效果。发言中提出以批评为导向的分析和以分析为基础的批评，强调分析与批评无处不在。并指出，库克一方面受到新音乐学的影响，从音乐分析中走出，另一方面也涉猎其他学科领域更为广阔的天地，反过来又在新音乐史学方面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接下来大家就两位发言者的发言展开讨论。吕黄教授在回应关于深层结构是否需要听觉介入的问题时，以《梁祝》这个作品做了很好的比喻。他说我们在听《梁祝》的时候如果听的只是音乐，不影响我们的理解。在了解作品的背景之后，比如“楼台相会”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音乐，所以在不了解背景的情况下是深层结构，了解了以后就是浅层结构了，这是关于听觉问题。关于深层结构与浅层结构的划分，吕教授指出有些音乐是藏在内部的，听觉难以分辨，只有分析之后才能意会到，对于这个界限难以划分，也许还有中间层结构。作曲家写作的时候有时会有心理暗示的愉悦感，以帮助音乐的进展。，他认为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俄罗斯风格作品的了解，并且毫无疑问在作曲家创作的过程中也会受这样的分析方法的影响。

       经过短暂休息后，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教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杨珽珽接着发言，她的题目是“反思与挑战--《音乐分析指南》在二十一世纪音乐分析中的映射”。首先，杨博士介绍了库克教授这本书的横向展示（各种分析法的罗列以及每种分析法的全面立体展示）与纵向思维（分析法的阐释）的写作风格。库克教授这样的写作思路引起杨老师对分析的反思、分析者的反思和音乐的反思。杨博士强调音乐分析者的主体地位，绝不是音乐语言的翻译者，分析可以作为促进作曲家音乐风格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共性分析到单一维度的分析，再到二十一世纪立体的分析回顾，杨博士结合自己的博士论文，对二十一世纪音乐的分析进行了简略概述，突出了二十一世纪音乐分析多维度的视角与思维。最后她认为分析就是分析音乐所呈现的任何一种形式和聆听者对它的体验，所以分析在二十一世纪还面临巨大的挑战。

        湖州师范学院教师鲁立博士发言的题目是“以中国知网的文献收录看五种分析方法在中国的受融”，发言分别围绕五种分析方法在中国学术文章中的运用情况、数据分析、归因与思考几个方面展开。鲁立博士借鉴统计学中数据收集和抽样调研的方式，分别论述了五种分析法在中国发展的现状并且对每种分析方法在国内发展不同受融的原因进行分析。就“六十年代我国学者提出并初步建立了中国曲式理论，传统曲式分析”受融度较高这一现象，鲁立博士认为，原因是曲式分析的中心是作品结构，那么建构又是每位作曲家必须面对的，以及曲式分析具有多元的弹性视角。最后鲁立指出：我们不能做无目的的分析，要明确自己的分析指向，并不是所有的分析方法都需要经受住听觉的考验。我们要确认分析的使用边界，在合适的边界中享受分析的乐趣。

       接下来大家就两位发言者的发言展开讨论。鲁立博士在发言中提到了“建立中国曲式理论”，姚恒璐教授认为提到曲式人们都会联想到四大件，因为古代中国的音乐创作与西方音乐的创作途径不一样，主要依附于文字，因此在指代中国古代音乐创作时不能套用西方音乐的创作思维。在回应杨珽珽博士讲的二十一世纪音乐分析面临的挑战，陈鸿铎教授认为哪些音乐可以分析哪些音乐不可以或者说不必要分析？比如偶然音乐，我们只需要对这样的作品创作过程给予分析和关注，至于偶然音乐作品基本形式的分析是没有意义的。

       11月13日上午8：30，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中414准时开始。上午由姚恒璐教授主持研讨会。

       首先发言的是陈鸿铎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库克关于奏鸣曲式分析的论述带来的启发”。该发言围绕《指南》一书的第八章进行，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该章中关于曲式分析的三对关键词，即“表层模式和内在进程”、“分部性音乐和有机性发展”、“陈规曲式模式和潜在结构”，并对这三对关键词的主要内涵进行提炼。第二部分关于库克奏鸣曲式的分析方法。如呈示部分析的优先性、主题的判断、分部性结构与有记性结构的区别等。第三部分通过自己的实例分析反思库克的理论。涉及引子与主部界线“失焦”的问题，呈示部与再现部调性布局“失常”的问题，以及奏鸣曲式各部分比例“失衡”的问题。对于浪漫主义晚期较为复杂的奏鸣曲式作品，陈鸿铎教授强调音乐分析者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其曲式结论，因为在库克教授看来，仅仅指出一部奏鸣曲式作品是奏鸣曲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那些不符合常规奏鸣曲式的现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浪漫主义晚期的奏鸣曲式作品中，必须阐明它们对于构成或妨碍奏鸣曲式形成的作用和意义。

      就陈鸿铎教授的发言，大家随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回应大量浪漫主义晚期作品在再现时调性没有回归，我们是否可以将所谓的音乐逻辑进一步扩充、演变，不断吸收其他因素这一问题时，陈鸿铎教授表示赞同，但也认为应该有一个底线的问题，不然曲式将会失去规范作用。许志斌教授认为，奏鸣曲式这一体裁是和黑格尔哲学相联系的，矛盾冲突以及矛盾的解决是体现这一联系的重要因素，奏鸣曲式的底线应该为调性对比。

      郑艳老师发言的题目是“显性符号与隐蔽的逻辑——《音乐分析指南》中的符号分析法运用于中国当代音乐分析的路径探究”，该发言围绕音乐符号学研究、中国当代音乐作品分析展开论述。库克有关符号学分析归纳为两个步骤：范式分析与合成分析。库克的符号学分析聚焦于调性作品中的“动机”这样有意义的结构单元，那么这样的分析是否可运用于无调性作品呢？借此引入发言的第二部分“符号分析法运用于中国当代音乐分析的路径研究”。郑艳教授主要以贾达群的《时间的对位》和贾国平的《清风静响》为例，分析得出，组成数列的单位形成了有意义的结构单元，即符号学可以作为中国当代音乐研究中所择取的一种音乐分析法。

许志斌老师发言的题目是“方法与对象：分析的边界与适用——关于库克《音乐分析指南》中文版序言的思考与想象”，他围绕乐谱作为对象抑或音乐作为对象、申克尔分析理论的反思、听觉经验与分析这几点，与大家展开交流。他认为“分析”这个词的概念包含分割、分离、去繁化简、寻踪觅迹的意思，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分析就是统一中见到差异，从而认为申克尔分析就是繁中见简，是一种收拢性的思维方式。《指南》中的分析对象是由乐谱向其他方向的研究扩散，不以乐谱的研究为中心，申克尔分析属于去中心化的分析，同时分析的方法与对象是不能分离的，因此得出分析方法不是普适的。由于各种私人性的变量太多，因此听觉经验还不好作为分析对象。

      由于临时变换场地，所以上述两位发言的讨论延续到最后进行。接着，朱世瑞教授进行了发言。他的题目是“作曲创新期待分析创新”，该发言围绕分析者的任务与自己创作中的尝试这两个部分展开。朱教授认为音乐分析工作对音乐作品的产生、传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别人没有意识到的观念，你能率先意识到，就能够创作出之前没有的音乐作品来。虽然这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但是我们心中要有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意识。接着朱教授结合自己创作的诗乐结构作品，论证了敢于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重要性。在《诗意幻想曲》三首中，朱教授将中国的语言（诗歌）与中国的器乐作为创作的源泉，通过创作出属于自己特色的作品，达到创新的结果。最后，针对结合自己诗歌语言音乐作品的分析，强调分析者只有对语言有所了解才能够对这样的作品进行分析，突出了分析目标决定分析路径这样的思想。

       在完成了以上三位的发言后，大家就他们所涉及的话题展开讨论。在回应是否有自己的分析方法针对所涉及的两位作曲家的作品时，郑艳教授回答：本次发言主要是以库克这本书符号学这方面进行分析，但对于作曲家的初稿只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应该结合文化背景对作曲家的作品进行整体音响的分析。针对郑艳教授发言中音响组合的数理逻辑与作品构思的来源的关系的问题，朱世瑞老师以贾国平作品为例问道，从听觉层面上来讲，难道作曲家只是将郑板桥的诗作为作曲时的一根拐杖，完成后就将拐杖扔了吗？这方面问题应该引起音乐学家与分析者的高度重视。

      在结束了所有的发言和讨论后，陈鸿铎教授对此次研讨会进行了简短总结，他首先感谢所有参会的发言者，认为大家的发言都很精彩，并重点指出，尽管研讨中的问题不一定得到最后的结论，但通过研讨引发的这一系列问题与思考，将会对我们有很好的启发，相信通过这次活动对音乐分析、作曲、美学等学科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

     13日下午，本次研讨会的“重头戏”，即与库克教授面对面交流，继续在中414进行。陈鸿铎教授主持了交流会。下午一点半，整个教室坐满了人，除了库克教授外，本学期来上音短期教学的美国著名音乐学家温特教授也来到研讨会场，校内一些不同专业的学者如金毅妮教授、杨健教授、黄宗权博士、王中余博士等也来为此次研讨会站台。当大家落座后，陈鸿铎教授首先向他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感谢一天半来一直积极参与研讨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陈鸿铎教授说，通过三个半天的充分研讨，大家已经对《音乐分析指南》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同时讨论过程中又引发了大家的进一步思考。现在大家有了一个与《音乐分析指南》一书的作者库克教授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相信将会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著作带来帮助。

       为了节省时间，本次研讨会采取了向库克教授书面提问的方式。以下是向库克教授提出的书面问题，和他所给予的回答。

      问题1：30年前您是为何而开始写作这本书的？

      库克：这本书是我到香港大学教学第一年写的，由于还没有哪本单卷本的书将所有分析方法集合在一起，我想弥补这一空缺。这本书出版的那几年还有Bent和Drabkin的Analysis以及Dunsby，Whittall的Music Analysis in theory and Practice一系列书籍问世。在教学过程中，我会遇到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通过写作这本书我可以学习各种分析方法。

      问题2：您在教学中使用过这本书吗？您是如何使用它的？使用的效果如何？30年后您怎样看待这本书？

      库克：因为写完这本书两年以后我就不在香港大学任教了，因此后来并没有机会使用这本教材。回到南安普顿后，英国的教学体系发生了巨变，教学体系也不适合使用这本教材。与其说这本书作为一本教材，不如说这本书是源于我的教学实践。

      这本书已经出版接近三十年，在这过程中一直处于热销状态。如果这本书当时再晚写几年，我也许会将无调性音乐分析、新里曼理论增添进去。近几十年，音乐分析时刻在发展，如性别、表演分析、经验分析等方面，但在分析技术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再版这本书的话，基于听觉分析这一基本信条是不会变的。

      我认为分析让我兴奋的是一方面我可以了解其他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对过去的文化发展、过去与当下的联系、以及过去的人是如何发展音乐的有所了解。那么对于过去的音乐进行分析，我们应该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比如说，如果使用申克尔分析法来研究京剧，那实在太荒谬了。

       问题3：关于奏鸣曲式分析的问题，浪漫主义晚期作曲家作品中的奏鸣曲式已大大地远离标准模式了，我们在分析时，如何判断这些作品究竟是奏鸣曲式还是已经不能算是奏鸣曲式了？比如马勒交响曲的一些奏鸣曲式乐章，如《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库克：对于这方面的问题Hepokoski和Darcy有很专业的论著，但我还是要谈谈我的看法。奏鸣曲式被多数人认为具有对立解决的原则，然而，奏鸣曲式中包含了许多繁杂的因素，如果硬是要通过模式来分析的话，是很难抓到重点的。

       浪漫主义晚期的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知道他们对于奏鸣曲式脑海深处是有绝对意识的，其次我们要对作曲家在奏鸣曲式基础上如何进行自己的建构进行摸索、了解，这样就会为我们分析捕捉特殊的“个体”来更好的掌握其规律。

马勒交响曲中的奏鸣曲式问题使得我们对他的音乐进程中各种要素是如何交织运作的有更好的了解。从这个层面上看，有利于我们掌握马勒作品中的个体规律。

       问题4：您在书中明确表达对申克尔分析法的肯定，这是为什么？您今天仍然这样认为吗？

       库克：对于申克尔的理论我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申克尔宣称他的理论是具有普适性等等。通过Schenker Project这本书，我将申克尔的分析与美学问题、种族相联系，构建了一部文化史，将他的技术赋予文化意义。

       问题5：人们通常只把分析方法看作是一种工具，那么音乐分析本身作为一个学科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库克：我认为分析不应该是一个学科，分析应该是一种实践，要说学科的话，那应该是音乐理论。其实没有必要将分析学科化，不同的分析者文化背景、分析思路都不同，学科化对于分析的发展没有意义。

      问题6：您对表演分析一直很有研究，最近您的同事Rink教授刚来进行了三场关于音乐表演分析的讲座，但这方面研究目前在中国还很少，您能否谈谈该如何认识这种分析，它与传统分析的区别，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分析对于传统分析带来的变化？

      库克：两者之间诠释角度不同，但在分析的路径方面还是相似的。我自己在分析的过程中，对谱面上的一些信息并不是很感兴趣，在这个时候我自然的会考虑表演方面的因素。传统的分析认为表演仅是乐谱的派生物而已，其实表演中会有很多其他信息，这一点在我Beyond The Score这本书中得到强调。表演分析还能够超越传统分析，如对表演者的体态的分析。

在库克教授回答完书面问题后，进入到短暂的自由提问环节。

      问：音乐分析能否完全基于听觉分析？

      库克：任何分析当然还是基于谱面的分析，我们现在虽然有像符号学分析、听觉分析这样的分析路径，但我在需要细节性的信息时，我会仔细对照乐谱。

      问：是什么因素导致30年前以文本为中心的分析向表演、符号、心理等分析角度转换？这种转换是否与解构主义、去中心化有关？

      库克：19世纪的写作以文学为基础，包括作曲也是。之后乐谱的角色发生变化，这个时候演员的地位得到提升，有许多传统属于口头上的传统在乐谱上得不到很好的表达。随着科技的发展，音乐的本性、音乐的运作这些基本性质随之发展。科技改变了我们过去认为是中心化的东西。比如说：过去我们认为只有自己会演奏乐谱才能够更好的聆听、研究乐谱，而今天，我们只需将乐谱输入到电脑里就能够聆听到各种版本的演奏，因此科技的快速发展我们无法预料。

    由于时间的原因，与库克的面对面交流不得不在进行到两个小时时停止。在这两个小时中，库克教授就所提问题所做的精彩回答，吸引了大家的热烈关注。此外，虽然库克教授是主要讲述者，但温特教授也不时加入讨论，他与库克教授就相关问题的对话大大丰富了研讨会的活跃气氛。可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具有高质量学术内涵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