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文化】舟山,中西方文明第一次“邂逅”地

2022-06-18 21:19:42

  郑和七下西洋时,有一支商船队跟随着郑和的船队从江苏刘家港起航,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向南洋出发,希望借着郑和船队的庇护到南洋发笔财,船队有几十个商人,领头的是刘老板。
  当浩浩荡荡的船队途经六横时,突遇大风,众人只得将船靠岸停泊在涨起港。大风六七天不停,一天晚上,刘老板喝了几杯闷酒,便倒在床上。朦胧间,一个白发老人走来对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刘老板答道:“这是双屿港。”老人拍手说:“就是叫双屿,就是有商缘,过了双余年,商缘更多。”刘老板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梦中之事不得解。
  于是,刘老板把梦中之事告诉了大家。众人议论纷纷。其中一个人说道:“双屿,就是商缘,是说这里可以发财。”但是很多人反对他的说法,“你看这里到处是渔船,到哪去发财,我们还是快点出发去南洋吧。”
  众人正在议论之间,突然发现东方远处的海面上开来了一群船队,来者是外国商船。他们从南洋各国带着珍宝来中国做生意。于是,双方索性不再远航,就在六横进行交易,很多商人便定居在岛上,世代在此经商。
  如今的六横,仍有不少人会讲这个有点神奇的故事,中外商人在舟山的一次偶遇,便造就了一个世纪大港。故事之外,还有许多中外文明、东西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第一次“邂逅”都发生在舟山。
  日本人在舟山等待签证的日子
  在日本,一位舟山商人沿着过往的海上丝绸之路追寻舟山与日本的交往历史。如今已是日中国际事业协同组合理事长的金滨耀,在29岁时担任了舟渔公司旗下的中日合资公司的总经理,1994年,他考入舟山外经委驻日办事处,被派往日本,从此他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
  现在的舟山人往返日本依靠飞机,但1000多年前甚至更早,舟山人与日本人又是如何“邂逅”相逢的,这让金滨耀很感兴趣,于是,在经商之余,他开始走访日本各地,寻访相关资料。
  “14回遣唐使均在明州(舟山)及舟山附近登陆。”金滨耀的故事中,舟山人与日本人有正式记载的首次碰面是隋唐时期。“当时日本人来明州府的舟山地区,具体目的地有几次明确记载为普陀山。”金滨耀说。
  “每批遣唐使到舟山后需要办‘签证’,地方官派员奔赴西安报告,路程需要两个月,,期间4-5个月乃至更长时间,全体日人滞留舟山。 ”金滨耀介绍,,并非全体人员都能取得“签证”,大部分人员未获“签证”,基本滞留现在的舟山、宁波和上海地区。
  这些日本人直至与获得“签证者”几年后经舟山返程时才得以共同返回日本,因此当年的很多日本人将舟山视为第二故乡。
  穿越千年的盐渍萝卜与泡面的故事
  因为日本人长时间住在舟山,所以现在日语的语音、乐音、饮食习惯均与舟山有惊人相似之处。舟山和日本又一次在饮食上“相遇”,而日本成为当代泡面发源地,或许也与舟山有着深深的渊源。
  “日本的盐渍萝卜与小时候外婆的盐渍萝卜口味一致。”金滨耀说,遣唐使船从奈良附近的大阪港出发,最后从长崎县的五岛列岛告别日本横渡东海,最终抵达中国的宁波及舟山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一个多月海上漂泊的日子里,这么多人靠吃什么活命?
  “当时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方便米’,也就是说,类似于现代的方面食品。先把大米蒸熟,然后晒干,需要吃的时候,再用水一泡,就变成了稀饭。 ”金滨耀说,因为船上无法生火,因此所有的食品都是干货和腌制的酱菜。当时遣唐使船队吃的食品,除了这“方便米”之外,还有鱼干、肉干、干海带、腌制酱菜、豆瓣酱、盐水饭团以及柿饼和大核桃。而其中的干货都是现在的舟山特产,在当今泡面佐料中也时常可以发现它们的踪影。
  除了饮食,日本人也把中国汉字的读音引进到日本,称作“吴音”,成为日本古代日语中最基本的一种发音。“吴音”正好就是江浙的吴方言,而舟山话是吴方言的分支。“日本人打麻将,东南西北风的发音和舟山人几乎一样,有时候打着打着就忘记了是在日本。”金滨耀说,数字2、3、4的日语发音也同于舟山话。
  对于日本国名的由来,金滨耀也在日本听到了另一种说法。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为了杜绝走私和其他非正规贸易,日中正规贸易时有两块木板,其中“日字壹号”半块板由日本持有,“本字贰号”半块板由宁波的明州府持有,每年交易日两块板在舟山合一并伴有隆重庆典仪式。
  葡萄牙“炒房团”明代就哄抬了舟山房价
  舟山人与日本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邂逅”,成就了东亚文化间交流的“佳话”,而舟山人与西方人在这条海路上的首度相遇,便擦出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火花。
  从唐代到了明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葡萄牙人来到了六横双屿港。“该城充满自信和骄傲……除了来来往往的船上人员外,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议员、死者及孤儿总管、度量衡及市场物价监察官、书记官、巡夜官、收税官及我们国中有的各种各样的手艺人,4个公证官和6个法官。”这是16世纪葡萄牙商人、冒险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的记载,他此行来到了中国,亲眼看到了双屿港的繁盛。
  “至1540年或1541年,葡萄牙人已经在双屿建屋千余所,其中有些价值三四千达卡。有居民三千人,其中葡萄牙人一千二百名,其余为来自另国的基督教徒……有些房屋的造价已高达三四千克鲁扎多。”
  克鲁扎多是当时葡萄牙的货币,三四千克鲁扎多是啥概念?在当时的葡萄牙,一个有钱人家的佣人每年才挣4个克鲁扎多,每51公斤胡椒的价格为3个克鲁扎多,而发现印度洋新航线的葡萄牙人达·伽马的年薪为1000克鲁扎多,已被称为国内最富有的人了。由此可见,3000克鲁扎多恐怕是普通葡萄牙人一生的积蓄。
  但对于在六横的葡萄牙人来说,也许这算不上什么。据平托记载,当时葡萄牙人每年在双屿港的贸易额超过300万克鲁扎多,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很多葡萄牙商人在六横发了大财。
  “到岛上去收货。他们带着从主人手里借来的五六十个奴隶去收挂在树上晾晒的丝绸。此外,在两所大房子中,在很干燥的环境中储藏着许多丝料。如前所述,总值达白银十万两,有一百多人的股份。”“一些股东在双屿,另外一些在满剌加。当时那批货物就是准备运到满剌加去的。这两批收回的货物价值也在十万克鲁扎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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