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符的历史,西方文明中的声音文字史......

2022-07-19 04:35:28



音符的简史

本文刊登于《音乐爱好者》2017年1月号

文/陈馥珊 


现代的乐谱为演奏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指示。然而它并非一直如此,让我们回到那个以基本的点块为标记的最初岁月。


在现今的数码时代,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音乐。二十世纪人们对即时聆听音乐的强烈欲望刺激了录音格式的广泛发展,从十九世纪晚期的腊筒唱片到二十世纪的唱片、收音机、磁带和CD,再到现在的高分辨率数码文件。但是,在这些高科技的变革之前,在消费社会形成之前,在那么多音乐被写作出来之前,只有一种记录方法,那就是音乐记谱法。


史前时期,最早的文字尚未形成,文化的财富都是通过口述得以代代传承的。故事通过记忆被讲述、重复和加工,音乐也必然如此。哪怕是分享一首最简单的歌谣,也只有这唯一的途径,那就是用耳朵学会并演唱给另一个人听。按照圣依西多禄(Isidore of Seville,C560-636)的说法,“一旦声音不能被人类的记忆所获得,那它们就将毁灭,因为它们是无法被写下来的”。不过,事实是:它们最初被尝试以细长的线条标注于古希腊抒情诗的上方,然后随着细节的日益增多,我们逐渐能以此前无法想象的准确性持续了解到旋律、节奏和复杂织体的进展。


与文字一样,记忆力、创造力和交流的需要成为音乐语言得以发展的背后驱动力。最早记录音乐的方式是一种备忘录——仅仅是一些字母排练或随意潦草的书写,它有效地被运用了数个世纪,提醒演唱者们记起自己已知的基本旋律,同时又为他们储备更多的曲目提供帮助。但是,复杂的作品难以通过纯粹的口耳相传或是如此简单的标记来构思和传达,因此,从十二世纪开始,作曲家们不约而同地为探索一种更加精准细致的音乐记谱语言而贡献自己的智慧。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种异常精确的“语言”被一些人认为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作曲家们现在能细致入微地传达个人的创作意图,但留给演奏者们即兴发挥的空间小了,这让他们感觉受到排斥。在实践时,音乐记谱法的基本原则是重新审视,从而使音乐和表演两者均能挣脱纸面的束缚,获得“自由”。不再拘泥于依样画葫芦地传递一个作品的精准版本,乐谱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表演的垫脚石,而对音乐的最终解读被坚决地交还到表演者的手中,如同在许多个世纪以前,乐谱开始出现时一样。


三世纪:朴素的开端


在诞生的前四百年里,唯一留存下来的音乐是写在莎草纸上的赞美诗片段。它于1918年在一座距离开罗西南一百英里的城市——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的一处古代废墟中被发现。那个年代的音乐通常由口头传播,这样潦草地书写在莎草纸上的私用残存物是极其罕见的。对音乐的这种书面记录开始于三世纪晚期,这首赞美诗仅剩的章节号召着世间万物加入到赞颂天父、圣子和圣灵的歌唱队伍中。


被演唱的音符由字母辅助线来表示并置于希腊抒情诗的上方,这是最早的乐谱格式的典型特征。它有八个不同的音符,跨越了从F到F的八度音程,这些排成一条直线的字母显示了旋律的主要音节(每个音符对应一个音节),以及抑抑扬格(anapaestic)的节拍(即短短长的音节组合)。其他的一些符号,诸如音符上水平的笔画和单独的小点,则提示了演唱时哪些字句该如何加以强调。


十二世纪:绝对音高


尽管绝大多数流传在修道院中的素歌旋律都是僧侣间口传心授的,但从大约九世纪初开始,在写有每日祷告内容的手稿上,有时会装饰一条大致记录下不同音高点的上标线,我们称之为“纽姆谱”。它们能够标示旋律的上下走向或相同音高的重复,但它们又是如此不精确,其大致形态只能被唱诗班指挥作为一种备忘录来使用。


十二世纪的纽姆谱


面对复杂的素歌旋律,更精密严谨的乐谱在德国本笃会女修道院院长希尔德嘉∙冯∙宾根(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的需求中应运而生。到了十一世纪,更精确地指明音调高低已成惯例,纽姆符号被放置于几根水平直线之上或之间,通过谱号或颜色来表示不同的音高。在希尔德嘉写于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首《慈悲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位于页面左边空白处的很小的C谱号,而F线则用红墨水着色。黑色的圆点表示一个音符,环状的纽姆符代表一对下行的音符,而环状带钩的符号则表示三个音符。


希尔德嘉·冯·宾根


十三世纪:节奏的到


十二世纪以来,作曲家们开始尝试写作“复调音乐”,按照字面上的理解就是“多声部”。最早的二声部或三声部音乐通常都是很简单的即兴创作,但是随着作曲家们的勇气日增,旋律越写越复杂,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来确保各个声部的旋律线条如同预期那样相互统一。这造就了记谱法的一个重要改良——节奏的发展。


它的灵感源于古典诗歌。音乐理论家们基于诗歌韵律的原则设计出六种对应的节奏模式。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节奏模式,运用了扬抑格——长音节加短音节,有时在常规的两个音节时长里,也可以拆分为三个短些的音节。


《夏天到来了》(Sumer is icumen in)写于十三世纪中期,是一首多声部的轮唱曲。它运用的就是第一种节奏模式,以交替出现的带尾巴与不带尾巴的方形音符(即长音节和短音节)来表示。我们还能看到出现在每一行开始处的C谱号及其下方的降B调号。


十三世纪《夏天到来了》乐谱


十五世纪:世俗音乐的崛起


节奏、声色犬马和金钱,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记谱法的新发展呼之欲出。从十三世纪晚期到1500年左右,作曲家能够运用的节奏类型显著地增加:表明不同时长的音符形态逐步形成,休止符允许一段时间的寂静,颜色编码使速度的转换成为可能。节奏复杂的旋律遍地开花。


十四世纪之前,被认为值得记录下来的世俗音乐少得可怜。《夏天到来了》是一个极其少见的例子。但是到了十五世纪以后,富有的赞助人开始委约并展示那些最出色的的世俗音乐手稿,将它们看作是艺术的精品和威望的表现。在1470年代的日内瓦,《歌者之心》(Chansonnier Cordiforme)由让•德•蒙特谢努(Jean de Montchenu)编制而成:它那奢华得发光的页面用红丝绒装订,被制成双心的形状,四十三首三声部歌曲分别在左、右及每个页面的底部展现各自的声部。然而繁复的装饰以及对文本衬底的重视不足都表明,这份手稿的观赏作用胜于演奏。


蒙特谢努编制而成的《歌者之心》乐谱


十六世纪:器乐乐谱


当声乐音乐的每个声部已被普遍写在不同的线条上时,器乐表演者也越发觉察到,他们需要乐谱提供更多的空间和信息。因而,从十四世纪开始,各式各样的指法谱得以发展,尤其是琉特琴和管风琴的谱子,详细指示了表演者应将手指放置在哪个位置以便更好地演奏所需的音符。


意大利体系的琉特琴指法谱是琉特琴指板的直观表现。在《卡皮罗拉的琉特琴曲集》(Capirola Lutebook,c1520)中,谱上的六根线如同六根弦——高音弦在最底端,因为它更靠近地板。就像现代吉他一样,琉特琴的指板上也有一连串的品,数字是用于表明合适的音符需按压在何处:0是空弦,1是第一品,2是第二品,以此类推。而节奏则是由位于音符之上的带标记的杆子来表示。为了使这些乐谱更好地留存下来,哪怕只是作为一件艺术品,曲集的编辑者为乐谱装饰上富有异国情调的插图,包括一只远古造型的长颈鹿。


十六世纪《卡皮罗拉的琉特琴曲集》乐谱


十八世纪:遗失了什么?


这是亨德尔刚去世后出版的《弥赛亚》序曲的开头部分。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例子吗?乍一看,它就像我们现在的乐谱:所有器乐部分都共同呈现于一个总谱中,音调的高低通过以谱号为开端的五线谱来确定;紧随谱号的大大的“C”们,表明在每个标识清晰的小节中有四拍;白色和黑色符头所在的位置代表着要演奏的音高,而它们颜色的差异、有无符干及附加的小点,则表明了它们延续的时长。尽管如此,巴洛克音乐还是更依赖于难以成文的日常练习,乐谱中所缺失的信息仍然多得令人咋舌。由于弦乐声部是默认选项(双簧管即兴地重复小提琴声部),乐器名称没有被标注出来。谱中标记的节奏与实际演奏时不尽相同:为了凸显戏剧效果,那些快速的段落通常会被演奏得更加短促。每行乐谱下面长串的数字是一种速记,并非记录如何演奏,而是提示羽管键琴演奏者此处所用的和声。颤音符号不再出现在明显的位置,亦没有关于演奏力度强弱的信息。


十八世纪《弥赛亚》乐谱


十九世纪:完美的精度


在十九世纪,音乐记谱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确。那些在巴洛克乐谱中被忽视的信息现在都被事无巨细地呈现出来。拉赫玛尼诺夫的《肖邦主题变奏曲》初版(莫斯科,1900年)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充分显示出在世纪之交,一个作曲家有多少细节想与表演者沟通。


二十二个变奏中的每一个都被精确地标以节拍器的速度。以第十变奏为例,就是每分钟弹奏一百四十四个四分音符。拉赫玛尼诺夫进一步精炼出乐章的总体情绪,用意大利术语piu vivo(更活泼地)指示于乐章的开始处,以及应该如何演奏——martellato(顿奏),而f则表明此处声音更响。更深层次的细节通过连接记号的运用来传达:在音符上下方的点和分岔线指示了音符的独立性或突然而剧烈的力度变化。拉赫玛尼诺夫还用弧线告诉演奏者哪些音符要连成乐句,甚至通过某些音符下面的数字提示应该使用哪个手指来创造出想要的效果。


二十世纪:表演的力量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音乐记谱法发生了方向上的根本性转变,新方法的运用使得音乐与表演得以从印刷的书页指示中挣脱开来,尽情释放。在《一百支卡祖笛》(With 100 Kazoos,1971)中,英国作曲家戴维•贝德福德(David Bedford)使用“图解”记谱——土星、巨石阵和泰迪熊的图像——允许表演者诠释作曲家所提示的图片内容。


英国作曲家戴维·贝德福德


最著名的案例,是1952年美国实验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创作的《4分33秒》。整部作品没有任何音符,唯有空间中的环境声构成整个演出。讽刺的是,凯奇煞有介事地准备了一份乐谱,艰难地选定一种最佳方式来标记,他称之为“比例记谱法”,其中包括三个乐章各自不同时长的具体说明(合计总长度为4分33秒)。不过初版的乐谱仅仅印制了每个乐章的标题——罗马数字I、II、和III,以及“Tacet”这个词语,意为沉默。音乐记谱法兜了一个大圈又回归原点,从最初作为备忘录的概要,到能帮助重复演出,再到成为一个先锋性的框架,使表演充满了偶然性,每一次演出都变得独一无二。

约翰·凯奇的《4分33秒》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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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木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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