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杰蒙古族音乐研究学术研讨会”系列:人物、序言研究专题(二十一)|《吕宏久序》

为 有 源 头 活 水 来 

   ——《旋律笔记》（续集）序

中央民族大学  乌兰杰

吕宏久先生的新作《旋律笔记》（续集）出版了！

对于年近八旬的作者说来，不足一年的时间里竟能推出两部姊妹篇专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对于我们内蒙古音乐界说来，自然是一件喜事和大事。同仁们在兴奋之余，建议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代表大家说上几句话， 一来向吕宏久先生表示祝贺，二来谈一谈对该书的评价，我当即表示同意。但需要说明的是，我只能发表自己的感想，没有资格代表大家。同时，我的序言充其量是一篇读后感，算不上是对该书的全面评价。

一、真情真爱真学问

我认为《旋律笔记》（续集），以及去年所出版的该书姊妹篇《旋律笔记》，是难得的好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内容丰富，琳琅满目。

通读《旋律笔记》（续集），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内容丰富，琳琅满目。该书虽然定名为《旋律笔记》（续集），但其内容却并不仅限于旋律学，同时涉及到蒙古族传统音乐中的诸多领域。根据我的统计，至少包含以下八个方面：

（一）有关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文章：《从音乐中了解这个民族》、《我所感受到的音乐民族》；

（二）有关音乐史研究的文章：；

（三）有关歌种（民歌）研究的文章：《潮林·哆及其图日勒格》、《歌伴酒香情意长》；

（四）有关旋律学研究的文章：《旋律分析谱例》、《顺势发展，有始有终》；

（五）有关调式研究的文章：《终于有了蒙古民歌调式的例证》、《调式变化练习》、《关于〈牧歌〉的调式》；

（六）有关结构研究的文章：《复乐句的形成》；

（七）有关经典民歌介绍评论的文章：《莫德莱玛》、《乌尤黛》、《巴彦杭盖》、《金杯》、《辽阔的草原》、《帕格玛的深思》、《龙梅》、《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

（八）有关比较音乐学研究的文章：《爬山调与蒙古民歌在旋法上的差异》。

吕宏久先生的《旋律学笔记》（续集），以旋律学为主线，兼顾其他相关学科，形成相对完整的研究系列。犹如一条精心制作的珠宝项链，“累累如贯珠”，闪烁出熠熠光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们都是在蒙古族音乐理论园地里耕耘的人，深知理论工作的艰辛。《旋律笔记》姊妹篇的相继问世，雄辩地说明：作者具有雄厚的资料积累，深厚的学问根底，宽广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洞察能力。如果不具备上述四方面的学养，恐怕难以写出《旋律笔记》这样的理论著作来。

立论精当，多有创见。

通读《旋律笔记》（续集），我的第二个感受是：立论精当，多有创见。文章篇幅的长短，著作部头的大小，并不是衡量其学术价值的唯一标准。现在的学术风气，流行大部头或长篇幅，开笔数万字，动辄几十万万言。似乎专著越厚越好，文章越长越高，这当然是一种误解，甚至是属于文风不正。吕宏久先生则不然，他的著作部头并不算大，文章篇幅也都偏短，但却立论精当，切中要害，含金量很高，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我们不妨列举出书中的几个例子：

《潮林·哆及其图日勒格》一文中，论述民间多声部合唱时，介绍了“主歌——副歌”的独特演唱形式。“图日勒格”即副歌，由男声和女声一起齐唱，与主歌形成音色上的强烈对比。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分别举出锡林郭勒、乌拉特、 阿拉善地区三首不同的“图日勒格”，说明多声部合唱的不同地区风格。如果不是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横向比较研究的话，很难写出这样有分量的文章。

顺便说一句，我们的比较音乐研究，往往关注蒙古族民歌与不同语系、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民歌之间的异同，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却很少留意蒙古族内部不同部落、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其实，蒙古族传统音乐内部的比较研究，某种程度上比跨语系、跨民族研究更有难度，更能体现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吕宏久先生的“图日勒格”研究，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

《爬山调与蒙古民歌在旋法上的差异》一文中，作者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蒙古族民歌的典型音调中，经常出现“上四度下五度音程”。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汉族民歌“爬山调”，其典型音调中则多出现“下四度上五度音程”。这个结论写在纸上，不过是短短的两句话，得来何尝容易！如果不是搜集大量资料，分类归纳，比较研究的话，不可能提出如此带有创见性的结论。

文风朴实，小题深做

通读《旋律笔记》（续集），我的第三个感受是：文风朴实，小题深做。作者在论文中注重摆事实，讲道理，丝毫不摆什么“理论”架子，更不故意追求“深刻”状。和风细雨，娓娓道来，读来令人感到亲切自然。真理本身是单纯的，探求真理的过程是则复杂的。当看清事物的本质，认识客观规律后，即可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将其表述出来，不必过分雕琢，以至于以文伤义。吕宏久先生朴实无华，小题深做，举重若轻的好文风，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文章结构方面，作者非常善于写短文章。收入《旋律笔记》（续集）中的许多文章，篇幅大都在两三千字左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犹如“水行山谷中，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苏轼），一切从内容出发，惟以厘清问题为准。我以为，吕宏久先生擅长写短文章的本领，很值得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好好学习。

亲历亲为，做真学问

通读《旋律笔记》（续集），我的第四个感受是：亲历亲为，做真学问。吕宏久先生是一位注重实践，采风不辍的音乐理论家。数十年来，深入草原，深入蒙古包，搜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资料。《旋律笔记》（续集）中所介绍的每一首民歌，所分析的每一种调式，都是他面对蒙古族民间歌手，亲耳聆听，亲手记录得来的。每位歌手的音容笑貌，独特音色，演唱风格，都保留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些活的细节和信息是不可复制的，也是最可宝贵的。

吕宏久先生还提出“内心听觉”之说，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他说：“依靠内心听觉阅读民歌，是我的业余爱好。这种爱好导致了我对旋律的热衷和迷恋，特别是蒙古民歌旋律的深沉、优婉，令人陶醉！”确实如此，大凡具有长期采风经验的音乐理论家，大都像吕宏久先生那样，具有这类“内心听觉”。所谓“内心听觉”，就是对于民歌的直觉、直感，捕捉民歌信息的高度敏感性。他们依靠这种特殊的能力，不仅能够阅读民歌、鉴赏民歌，甚至还可以分辨民歌。

相对说来，大凡具有民歌“内心听觉”的人，能够更好地分辨纸面上的第二手民歌资料，阅读出其中的奥妙所在，甚至能够感觉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犹如一位经验丰富的钟表匠，单凭倾听钟表的“滴答”声，即可判断出内部的毛病一样。当然，所谓“内心听觉”并不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而是亲历亲为，做真学问，长期采风实践中形成的。但愿有更多的青年一代民族音乐学家，以吕宏久先生为榜样，通过采风实践培养出自己的“内心听觉”！

不谈方法，自有方法

通读《旋律笔记》（续集），我的第五个感受是：不谈方法，自有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观察，我感到吕宏久先生十分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了解研究对象的发展历程，来龙去脉。因此，他能够做到灵活自如，举重若轻，运用多学科方法——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以及形态学、传播学的方法，对蒙古族传统音乐进行综合研究，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可以说，《旋律笔记》（续集）中的论文，没有一篇是专门讨论方法论的，同时也没有一篇是没有方法论指导的。真正体现了所谓方法寄寓于对象之中，并非求诸于外的道理。

民族音乐学和文化人类学，十分强调所谓“语境”，其实就是大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吕宏久先生的通常做法是：结合民歌内容谈形态，联系自身感受谈“语境”，从人民生活中观民俗。从来不脱离内容，脱离自身感受，脱离人民生活来空谈所谓“语境”。《从音乐中了解这个民族》和《我所感受到的音乐民族》两篇论文中，作者如实记述了自己下乡采风的亲身经历，还记述了一些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有趣故事。请看以下几则事例：

其一，1965年暑假期间，吕宏久先生到四子王旗乌兰牧骑，偕同妻子一起到草原上演出，担任手风琴伴奏。“马车在草原上游迤而行，若遇到放牧的牧民，就立即下车。等聚集了十来个人就可以演出了。演唱好来宝时，作为听众的牧民们，和演员一样地合着节拍摇晃着身体。……有一次我们演出时下雨了（草原上常有的事），坐在前面看演出的牧民们纹丝不动。那么认真，那么专著，好像把每一个音都吃进去了似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二，一位老牧民无悲伤地在摇着一个空摇篮，只是摇啊摇地唱了很久。原来是借此怀念他夭折了的小外孙。（杜兆植谈）

其三，乌兰牧骑队员布仁呼，爱上了同队的一位漂亮姑娘，无奈姑娘的母亲不同意。于是，布仁呼动手编创了一支歌曲，专门唱给姑娘的母亲听。歌声深深打动了母亲的心，终于同意了孩子们的婚事。这支歌曲至今还在草原上流传，变成了一首民歌。（敖特根谈）

其四，“内蒙古歌舞团下乡演出时，一天晚上演员们的住处来了两位牧民，是父女俩。没有什么事，只是想让大家听听他女儿唱歌。唱完了后，他们就心满意足地走了。这是五十年前的事，现代人可能不了解。他们别无所求，只求歌唱的愉悦。”（杜兆植谈）

这些记述描述既具体又生动，既简单又深刻，将读者引入当时的环境。这样的美妙“语境”，只有亲身实践的人才能写得出来。上述两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范本，当代蒙古族音乐的“口述史”。吕宏久先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语境”，怎样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去解读蒙古族音乐的“语境”。

是的，吕宏久先生从来不空谈什么方法论，也从不搞“两张皮”，著作中先论述“方法论”，再运用“方法论”去论述本体论。往往数十页上百页，洋洋洒洒，还在“方法论”里转圈子。

几十年来，内蒙古老一辈音乐学家群体，从事民族民间音乐搜集整理、课堂教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自然包括吕宏久先生的学术成果。时至今日，青年一代音乐学家群体，依然在广泛利用着这些成果，尤其是其中的那些宝贵资料，得到青年学子们的高度重视。然而，内蒙古学术界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资料学方面，青年学子们处处依靠前辈。方法论方面，有些人则紧紧跟随洋人或外地人，各取所需，泾渭分明。当然，青年学子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人在学习前辈，借鉴洋人方面，做得比较好，不可一概而论。

那么，这里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老前辈们身上除了有资料之外，还有些什么东西？例如，他们有没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如果没有的话，他们的那些资料，以及那些学术成果，又是怎样得来的？难道，盲目自发，浑浑噩噩的情况下，能够发掘出那么多宝贵资料，取得如此丰富的学术成果吗？反之，如果有方法论的话，老前辈们所依据的方法论又是什么？他们的那套方法论，拿到今天还有用处吗？是不是已经落后过时了？

我在这里不是批评什么人，只是说出自己所看到的现象，提出一个问题罢了。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种好的理论，一旦的实际，脱离广大群众，都有可能变成教条和八股。早在上世纪40年代，毛主席就提出：“洋八股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少长，必须休息。”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洋八股”。上世纪80——90年代从国外传入的新方法和新观念，有其合理成分和好的方面，对于我们开拓眼界、更新观念起到了积极作用，值得重视和借鉴。我并不反对外国的方法论，只是不赞成我们自己将其变成新的教条和“洋八股”罢了。总之，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历来争议较多。我不准备在这里多加议论。我倒是希望，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某些青年学子会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老前辈的学术活动，提出几条符合实际，令人信服的说法。

二、无怨无悔无止境

上世纪50年代，一批汉族年轻的音乐舞蹈工作者，也是理想主义者，听从组织分配，来到祖国的北疆——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其中就有吕宏久先生。

特殊群体中的普通一员

1958年秋，年轻的吕宏久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分配到内蒙古艺术学校工作，担任该校的一名教员，至今已经过去52年了。自踏上内蒙古的土地之日起，吕宏久先生便扎下根来。既没有离开内蒙古自治区，也没有离开内蒙古艺术学校。光阴似箭，风雨如盘，期间校长多有更替，校名几度变换，但他却是名副其实的“永久牌”，而不是所谓的“飞鸽牌”。从这一点说来，即便是像我这样的蒙古人，也自叹弗如。

有的汉族音乐家虽然没有调到内蒙古工作，却将塞北草原视为自己的“灵魂归宿”，几十年间来往不断，数十次深入草原，学习和搜集蒙古族音乐，如赵宋光先生。这些汉族前辈音乐家、艺术家，形成了一个既普通而又特殊的群体，从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和教育家。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三光”——贾作光、赵宋光、辛沪光。当然，无论从内蒙古文艺界还是从内蒙古艺术学校的情况来看，汉族老一辈艺术家和音乐家中的杰出人物，远远不止“三光”。其中还有杜兆植、吕宏久、莫嘉郎、魏家稔、张文慈等人，都是卓有成就的音乐家和教育家，我们所敬重的人。

怎样命名这一特殊群体呢？我曾经想到过“永久牌”（自行车），取其“永久”二字，不同于“飞鸽牌”（自行车），形容其扎根草原的高尚品德，但略嫌粗俗，不足以表达该群体的精神风貌。于是，又想到草原上的“白翎雀”——俗称百灵鸟。此鸟不同于秋去春来的候鸟，从不离开生长的故乡。春夏秋冬，酷暑严寒，风雪雷电，全然置之度外，并将自己的美妙歌声无偿献给草原上的人们。确实，白翎雀的这般风格，不正是汉族老前辈艺术家们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吗？

那么，“白翎雀派”的特点是什么呢？且以吕宏久先生为例子。

他对蒙古族真有感情，他真热爱蒙古族音乐，他一辈子做的是真学问，权且称之为“三真”吧！难道不是么？吕宏久先生从熟悉和热爱蒙古族传统音乐起步，进而熟悉和热爱蒙古族和辽阔草原，打定主意在内蒙古生活一辈子。甚至爱上了蒙古族姑娘，结婚生字，直至白头偕老。“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吕宏久的生动事迹，不正是验证了这一说法吗？

语言——通向民族心灵深处的金桥

吕宏久先生学习和研究蒙古族传统音乐，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笨路子”：即从学习蒙古族语言开始。综观百年来的国际蒙古学界，大凡称得上是蒙古学家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无不精通蒙古语言和文字。遗憾的是，我们中国的蒙古学家，精通蒙古语言和文字的人不多。然而，吕宏久先生却是个例外。他会说蒙古话，看得懂蒙古文字。虽然达不到精通的地步，却可以和蒙古族牧民进行交流，查阅蒙古民歌方面的基本资料。对此，他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我常常幸运地感悟到蒙古语言的美妙和魅力。我也常常能体味到涉猎另一种语言的欣快和难以言传的幸福感。”说什么才好呢？我们能有吕宏久这样的汉族老前辈，同他一样感到欣快，以及难以言传的幸福感！内蒙古是民族团结的模范自治区，内蒙古艺术学校是民族团结的优秀团体，吕宏久先生的家庭是民族团结的缩影。至于吕宏久先生所培养的学生，包括蒙古、汉、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朝鲜等诸多民族，多达千名以上，堪称是民族团结的成果和象征。

费孝通先生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吕宏久先生学习、领略和研究蒙古族音乐，可以说达到了“美美与共”的境界。由于掌握了蒙古语言和文字，通过鄂尔多斯民歌《六十个美好》，深入细致地体味到蒙古族的独特美学理念，以及深邃的草原文化内涵。又如，通过《黑缎子坎肩》、《达古拉》等爱情民歌，他发现失恋后的男女青年，痛苦悲伤之余，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彰显出蒙古族草原般宽广而豁达的胸怀。他中肯地评论说：“这里没有怒骂，没有仇恨；有的只是无奈和惋惜。绝不会像汉族的某些地方发生的毁容甚至是残杀等情况。”诚如吕宏久先生所言，蒙古族民歌中确实没有诸如《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蓝花花》之类，采取徇情等极端手段来抗争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民歌。

对于各种不同的民歌体裁，吕宏久先生都能抓住它们的特殊性，谈出自己的切身感受。例如，他对“潮尔”合唱的评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高音区旋律舒展开阔，壮丽奔放。它们共同创造出一种深邃浩瀚的艺术境界。那震撼胸膛，有着金属般声响的低持续音，宽厚、凝重，犹如平展开阔的草原大地，而在其上漂浮着的旋律，则像大地母亲怀抱中，起伏的山峦，蜿蜒的河流，流动的畜群，以及走兽和飞鸟等。”如此贴切而精彩的评论，令人拍案叫绝。当然，汉族老一辈音乐家中，潜心学习和掌握蒙古语言，能够和牧民进行交谈的人，不止是吕宏久先生一个人。杜兆植、辛沪光、那日松等人，也都是这样的，他们同样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谦逊好学，诲人不倦

吕宏久先生年长于我，算是我的老前辈。我的印象中，他是个谦逊好学的学者。甚至可以说，几乎一辈子都没有建立起“专家”、“学者”的感觉，永远觉得自己只是一名蒙古音乐的学习者和探求者。或许因为自己是汉族，总是带有永恒的不足之感吧。

据我所知，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或者是自己的学生，只要在蒙古族音乐方面有新的发现，他便感到兴奋和愉悦，立即向对方学习求教。例如，他的学生曾记录过一首叫做《普吉图泰》的民歌，调式方面较为特殊。他发现后异常高兴，学习揣摩，多次加以称赞。又如，我自己也有相同的经历。我所搜集的《青灰色的大雁》，是一首科尔沁长调民歌。吕宏久先生发现后，认为是五度相生调式体系中的罕见例子，代表着“四级变凡”规律的极限，其高兴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自己。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终于有了蒙古族民歌的例证》，满怀激情地说；“现在终于有了蒙古族的民歌作为例证，了却了我此前的心愿和信念。在蒙古族民歌中完全可以找得到音乐旋律形态理论方面的例证。感谢乌兰杰先生帮我补足了这个心愿。”多么可贵的精神，何等宽广的胸怀！惟有以追求真理、发现规律为终极目的人，以研究蒙古族民歌为心愿和信念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情感。

吕宏久先生的另一个优点，便是乐于助人，无论是自己的同事、朋友和学生，还是素不相识的人，只要在蒙古族音乐方面有求于他，便毫不犹豫地给予帮助。我的印象当中，凡是我求他帮忙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拒绝过。有时他甚至会做出近乎“犯傻”的事情。有的青年人并没有求助于他，他却主动地通知人家：“请你到我家来一趟，我为你准备了一些资料！”原来，根据他的观察和分析，该青年学子急需掌握某一方面的资料。于是，他便毛遂自荐，将自己辛苦搜集来的宝贵资料，毫无代价地提供给他人。当今的中国，有些人信奉西方的所谓“丛林法则”。物欲横流，私心膨胀，损人利己，将学术资料视为己有，保密垄断，秘不示人。然而，吕宏久先生却泰然处之，反其道而行之。看来，他距离市场经济原则是何等遥远呵？

说到这里，一副对联涌上笔端。上联为：真情真爱真学问；下联为无怨无悔无止境。横批为：有容乃大。

《旋律笔记》（续集）出版发行之际，匆匆写下这篇序，谨表祝贺之忱，以及我的景仰之意。

2010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