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音乐史料、研究及与中国音乐研究的关系

原文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历史上中国与日本很早就有着国交往来，汉朝以来日本就有来朝方贡，使节交往不断。自公元600年起首次开启了遣隋使的派遣，此后的三百年间以遣隋使、遣唐使的形式展开了国家性、规模化的来华，谦虚虔诚地汲取中国的文化。中日的交往在此后明清之际也以商业的往来之便存在着大量的文化传播。日本在吸收大陆的文化中尽管有着历史变迁，但是由于大量的实物、音响的传承、历史文献记载的视角不同以及近代音乐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等对我国音乐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中国的古代乐谱主要流传于日本，明清以前的古代乐谱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它们中除《敦煌琵琶谱》被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f)获取，现存放于法国国家图书馆(BnF)外，现存绝大部分的古乐谱，如六世纪的《碣石调·幽兰》(现藏于东京国立图书馆)、《五弦琵琶谱》(774年，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番假崇天平琵琶谱》(747,藏于日本正仓院)、《五弦琵琶谱》(773年，藏于京都阳明文库)、《博雅笛谱》(966年，藏于上野日本音乐资料室)、《三五要录》(12世纪，藏于东京艺术大学图书馆)、《仁智要录》(12世纪，藏于东京艺术大学)等。另外还有明清时期的《魏氏乐谱》(1768年出版的歌谱)、《东皋琴谱》（1771年，东皋禅师蒋兴畴传谱)等都在日本。除以上的这些琵琶谱、筝谱、笙谱、横笛谱、琴谱外，还有筚篥谱、三弦谱、尺八谱等以及10世纪以来日本模仿这一乐谱形式进行传承写作的大量乐谱。此外，日本还保存着一定数量的唐代乐器。正仓院收藏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四弦琵琶、尺八、横笛、笙、竿等18种75件乐器都是8世纪盛唐前的藏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7世纪至9世纪末日本在规模性地派遣使节来唐取经、学习隋唐音乐文化中不仅建立了雅乐寮、内教坊等音乐制度，唐乐、高丽乐等音乐体裁也一并传人。如雅乐、声明等音乐样式代代相传，传承至今，是活着的音像资料，它们对研究隋唐时期的唐代音乐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这一时期的日本文献是当时来华高僧、学者模仿书写的汉文献，在音乐文献中与中国的文献性格差异很大。从《日本书纪》至《日本三代实录》(从传说时期至公元887年间)的六国史是以编年体形式撰写，它们同12世纪前的大量日记一并都具体而详细地记载了宫廷音乐事项。而13世纪的《教训抄》、15世纪的《乐家录》以及16世纪的《体源抄》等是日本雅乐的百科全书，记载着包括由中国传人日本的传统音乐的详细内容，尤其是《乐家录》具体的记录了当时中国乐器的演奏方法、乐调的使用等中国史书中很少记载的内容。另外，由于日本古代崇尚中国的外来文化，积累了大量从大陆传来的音乐史料，日本对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才得以较早地展开，并孕育了一批优秀的学者。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等对中国古代乃至亚洲音乐史的研究都取得过卓越的成就，他们的研究成果越来越被中国学者所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大量的实物史料及研究成果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深度的整理和广泛的介绍。对此，本文将分若干部分，把与中国古代音乐相关的日本的音乐文献、乐谱、乐器;传承至今的活着的音响以及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分析，希望这些史料和成果能为更多学者了解和运用。

在日本的文献史料中与中国有着直接关系的如上所述有《六国史》，这是一部在奈良、平安时期编撰而成的六部编年体的官撰史书，相继成书于720一901年。(887年)间的历史，其中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传人以日期先后的形式被详细记载下来，是古代音乐研究者必读之书籍。该史书有以下六部编年体专史组成，记载着不同的历史时期。

1.《日本书纪》全30卷、系图一卷，成书于720年(养老四年)。该书记载了从神代至持统女帝文武一年(697 )的一段历史。2.《续日本纪》全40卷，成书于797年(延历十六年)。记载年代从697。3.《日本后纪》全40卷，成书于840年(承和7年)，记载了从792年至833年(天长十年)的历史。4.《续日本后纪》全20卷，成书于869年(贞观11年)。涉及治时期。5.，成书于879年(元庆三年)。主要记载850年至858年(天。6.《日本三代实录》全50卷。成书于901年(延喜一年)。记载着858年至887年(仁和三年)，涉及清河、阳成、统治时期的历史。从《续日本纪》至《日本三代实录》中陆续记载了中国传人日本的文化，这也是日本从奈良朝的国家主义时期至平安中期的贵族化开始宫廷活动的重要记录。

除上述《六国史》外，这一时期有关乐人待遇、音乐制度、仪式音乐等的一系列的律令制度、法律条文等是中国文化进人日本后的结构、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文献，它们主要有:《律》、《令义解》、《令集解》，《延喜式》、《弘仁式》、《交替式》，《弘仁格抄》、《类聚三代格》等，这些史料详细的记录着音乐制度、体系的形成、官员的等级以及乐人现象，从中能寻找到中国古代音乐的许多内容。

12世纪前后出现了一些史料价值很高的日记、随笔著作。例如，《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权记》等，它们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贵族生活，许多中国传人日本的仪式活动、传统节气，伴随着音乐活动的宫廷仪式等也被一一描述。同时这一时期的小说体的涌现加强了音乐活动在贵族、平民中的栩栩如生的刻画，也是不容忽视的文献，如《西宫记》、《江家次第》、《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不仅反映了宫廷中的一些仪式活动，关于贵族们如何看待和演奏中国音乐，以及中国音乐在贵族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也被深人细腻的书写。

《教训抄》、《体源抄》、《乐家录》是日本13世纪以后陆续成书的，被称为雅乐①的教科书，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三部重要史籍，较多地记载了由中国传入日本，后被传承为日本的乐器、乐谱、乐曲、乐舞以及音乐体裁、乐人等情况的重要史籍，由于非常详细的介绍来自于中国的乐器演奏法、乐曲的内容、乐调的使用以及乐人的情况是中国史籍中很少出现的内容，当然它们也是解读中国古代音乐日本化过程的必读之物。以下稍作介绍。

 1.《教训抄》南都兴福寺乐人拍近真著(1177—1242) , 10卷10册，成书于1233年，是日本最古老的综合性的乐书。内容分为歌舞口传与伶乐口传两大部分。第一部分1一5卷，前三卷讲述拍氏家传乐舞的历史，第四卷口述其他家氏系的舞乐、伎乐等，第五卷涉及高丽乐。第二部，第六、七卷讲述乐舞及舞乐人的心得。卷八至十为传统乐器演奏法。该著作对舞乐、伎乐以及器乐的演奏法等有着详细记载，尤其是对中国传人的唐乐着墨浓重，为日本镰仓时期舞乐的珍贵史料。

2.《体源抄》丰原统秋(1450一1524)撰，13卷20册，成书于1511年，作者丰原统秋为京方笙家丰家本流第22代传人，是室町时期代表性的乐人。该著为日本雅乐全书。除雅乐乐器、乐曲、歌道等外，书法、草药等内容也记录其中，内容十分广泛。

3.《乐家录》安倍季尚(1622一1708)著，1690年完稿，共50卷。是一部全面且具权威的日本雅乐百科全书。作者安倍季尚是京都方单案乐家的第十八代传人，分别记录了音乐体裁，如催马乐、神乐等;传统器乐，如和琴、筝、琵琶、笙、筚篥、横笛等；乐队编制的三管总论，乐曲训法及曲目、乐舞的解说以及乐人等，是十分重要的理论书籍。

4.《信西古乐图》是百戏、杂技的图谱。别称《唐舞图》、《唐舞绘》、《舞图》、《信西舞乐图》等。全书卷未有宝德元年(1449)九月的记载。作者不详。从图中所绘服饰来看为平安初期，即唐代的音乐风格。书中对唐乐、林邑乐舞、狮子舞、散乐杂技、奏乐等图谱作了具体的描述。中国汉代以来出现过一些砖画百戏资料，但是百戏的盛行是在唐代，《信西古乐图》集中而大量具体的描述是认识隋唐时期百戏乐舞不可多得的贵重资料。

图1《信西古乐图》散乐

除乐舞的记载外声乐的展开是日本史料中不容忽视的一项，由唐朝传人日本的声明，作为一种声乐体裁在日本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对后来的说唱艺术、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13世纪以后能乐作为戏剧的出现倍受瞩目，这一时期声明理论书、能乐的戏剧理论书籍以及与筝曲、舞曲、戏剧音乐等相关的理论书籍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基本框架。

我国古琴谱的资源比较丰富，尤其是明代以来出版的大量古琴谱是了解明清时期以及文人音乐的重要渠道。但是古琴历史十分悠久，传人日本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时期:第一次是唐代，即日本的奈良、平安时期。这一乐器在平安朝的贵族中非常流行，能演奏一手出色的中国乐器会倍受众人青睐，尤其是琴、筝②。中国最早的古琴谱《碣石调·幽兰》就是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是明清时期，中国的琴乐再度传人日本，揭开了日本琴乐发展的新篇章。《东皋琴谱》、《魏氏乐谱》为这一时期的传谱，是认识、理解中国琴乐在日本发展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最早的琴谱《碣石调·幽兰》是在日本被发现的，至今藏于日本。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收藏于京国立博物馆的唐人抄本《碣石调·幽兰》为南朝梁代琴人丘明所传六世纪的琴谱。京都神光院僧人发现了该卷唐人所传的琴谱，后被断定为中国迄今最早的古琴谱。这是唐后出现的减字谱的前身乐谱，即用文字来描述古琴演奏的乐谱。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音乐学院已故学者叶栋先生的《敦煌曲谱研究》[1]一文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古谱学研究热潮。当我们为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琵琶谱而争论不休之时，实际上对琵琶谱的研究在日本及英国剑桥大学早已拉开了序幕。1938年日本学者林谦三率先发表了《琵琶古谱的研究》③，1955年又在奈良教育大学的学报上用英文发表了《中国敦煌古代琵琶谱的解读研究》，并解译了25首敦煌曲谱④。

70年代中叶以后英国剑桥大学毕铿(Laurence Picken)主持建立的剑桥唐乐研究小组，针对唐代古谱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其成果主要发表在亚洲音乐( Musica Asiatica )  1一6册;另外由毕铿主编，预计出版20册的《从唐宫廷传来的音乐》( Music from Tangy Court )，已经出版了7册。这些早期的乐谱中除藏于法国巴黎的《敦煌琵琶谱》外，其它乐谱几乎都留存于日本，而在中国则片甲无存。这些乐谱无疑是研究这一时期音乐状况的重要依据，以下对日本所藏这一时期乐谱略作介绍。

关于琵琶谱现藏于正仓院中仓的《天平琵琶谱》(天平19年<747年>7月26日)亦称为《黄钟番假崇》。这份乐谱共有三十七贴的写经料纸纳受帐的古文书，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右端记有“黄钟”、“调”等字样。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琵琶谱，也是日本所藏最早的古乐谱。

琵琶谱在日本藏有多份，除上述《天平琵琶谱》外，还有《五弦谱》，亦称《五弦琵琶谱》，是被十分重视的古乐谱，它是近卫家传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该谱宽九寸三分;长三丈余尺，共计22曲，为正仓院所藏唯一的一面唐传五弦琵琶所用之谱，被视为奈良末期、平安初期传人日本的唐代遗音。乐曲《夜半乐》的末尾记有:丑年(宝龟四年<773>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石大娘)，是一份了解中国唐乐的极其重要的资料[2]。

从时间先后来看，面世的《敦煌琵琶谱》之后就是日本的《三五要录》12卷琵琶集成，由藤原师长(1138—1192)撰写的重要之作了。这份乐谱是日本学者以唐乐的风格书写而成，内容丰富而详实。乐谱中有明确的读谱法、演奏法以及各种乐调的曲目，如壹越调、平调、大食调、黄钟调等;乐种有催马乐、唐乐、高丽乐等乐曲。该琵琶曲集与同作者的筝谱《仁智要录》构成了日本音乐史上两大重要的文献资料。

琵琶在日本贵族中倍受青睐，其乐谱的编写也在日本展开，其中《南宫琵琶谱》为这一时期由日本人严格模仿中国音乐风格撰写的琵琶谱。又称《贞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等。由南宫贞保亲王撰，延喜二十一年(921)完成。乐谱的内容有：序、目次、手弹用法、调子品(凤香调、返凤香调、黄钟调、清调)、案谱法等构成。是一份十分详细的传谱，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筝、横笛、笙等乐器都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可是唐代以后这些乐器本身在中国逐渐开始衍变，而相应的古谱在中国未留下它们的足迹。传人日本的十三弦筝、无笛膜横笛(日本称龙笛·横笛或唐笛)、十七簧笙等至今传承着唐代的遗容。值得庆幸的是唐后日本还保留了这一时期的乐谱，为我们了解唐乐留下了宝贵的资源。

《博雅笛谱》系雅乐横笛谱集成，另有《长秋卿竹谱》、《长秋卿笛谱》的别称。源博雅(918一975），保康三年(966)完成。其内容有双调、黄钟调、水调、盘涉调、角调等调名乐曲以及乱声、林邑作品、伎乐等曲目50曲，还包括案谱法和跋文。该谱藏于上野学园日本音乐研究所、宫内厅书陵部等。

《仁智要录》12卷筝谱集成，藤原师长(1138-1192)撰。成立年代不详，编撰思路同上述《三五要录》相仿，有筝谱的读谱法、各种曲调名的乐曲并有催马乐、高丽乐、唐乐等，各乐曲之首还记有拍子、乐曲的结构等内容。《新撰笙笛谱》雅乐笙谱集成。正安四年(1302)赖赢撰。全二轴六卷，共收116曲目。无序，两轴末尾书有:正安四年八月上旬宋人净智书写。嘉元三年(1305)七月十三日对岛公(君)静胤受传谱。传授者赖胤花押书奥。原本藏于京都阳明文库，是现存最古的笙谱集成。

除以上所列乐谱外，日本还存有其它的笙谱集，如《凤笙谱》(1201年)以及此后的筚篥谱、三味线谱、尺八谱等，这里不再一一详述了。值得一提的是奈良时期由中国传人日本的声明(法事活动中的声乐体裁)，这一体裁在日本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并形成视觉化的记谱体系——声明谱或称博士谱、墨谱。声明的展开对后来的催马乐、朗咏等声乐体裁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声明谱是一种视觉化的乐谱形式，这种记谱法也影响到后来的朗咏。

我国的乐器不仅出现年代久远，种类也十分丰富，周朝的八音乐器分类已经出现了几十种的乐器。而汉朝以来随着传来乐的增多，乐器的种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丝绸之路上的乐器对后来的东亚影响巨大。日本的绝大多数传统乐器来自于中国，同样朝鲜和越南也都相继接受中国的音乐文化，至今在他们的传统乐器中仍能窥见中国古代音乐的面影。但是，我国隋唐前的乐器留存甚少，只有极少数的唐琴(古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编钟还保存比较完好，琵琶、横笛、古筝、笙等虽然传存至今，但形制、演奏手法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由遣唐使带入日本的大量乐器、音乐体裁、音乐制度等在日本得到了较为体系地传承，尤其是留存于奈良正仓院的乐器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些传世品(非埋葬品)共18种75件都是唐玄宗朝之前的乐器，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好，大部分乐器的精美程度令人惊叹。它们无疑是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依据。我国《通典》、《旧唐书》、《唐会要》、《乐书》等史籍中记载的五弦、琵琶、尺八、阮咸、箜篌、琴等在日本依旧可见。1948—1952年间由林谦三、岸边成雄、泷辽一等专家对正仓院乐器作了严密的调查，于1967年出版了《正仓院的乐器》[3]一书，据书中记载现存记账入册的乐器可排列如下：

1.弦鸣乐器:琴(金银平纹琴1,七弦乐器残缺1）瑟1面、筝4面、新罗琴3面、和琴9面、箜篌(螺钿箜篌、漆箜篌)、琵琶(螺钿紫檀琵琶、螺钿枫琵琶、木画紫檀琵琶2、紫檀琵琶、螺钿紫檀无限琵琶)、阮咸(螺钿紫檀阮咸、桑木阮咸)。

图2  正仓院藏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正反面)

图3  正仓院藏木画紫檀四弦琵琶(正反面)

2.气鸣乐器:尺八(玉尺八、桦缠尺八、刻雕尺八、雕石尺八、牙尺八、尺八3)、箫(甘竹箫2)、横笛(雕石横笛、牙笛、斑竹横笛、横笛)、笙(吴竹笙2、假斑竹笙)、竽(吴竹竽2、假斑竹竽)。

图4  正仓院藏吴竹笙(17管)

图5  正仓院藏石雕笛(左)，竹雕尺八(右)

3.体鸣乐器:锡杖、铃、镇铎、磬、方响。

4.膜鸣乐器:腰鼓、细腰鼓。

以上乐器中大部分保存完整且十分精美，但也有些是残品，还有许多附件，如琵琶的拨子、琴弦、乐器套，等等。这些一千二三百年前的传世佳品当是诠释唐代音乐的重要依据。尤其是五弦琵琶这件8世纪精美的珍贵乐器在整个亚洲没有第二件，在中国只能在龟兹克孜尔石窟、敦煌壁画中见其风采。配合着京都杨明文库传承的《五弦琵琶谱》期待复原出她的原貌英容。正仓院所藏的五面四弦曲项琵琶与当今的大量琵琶谱，参考着日本传承至今的日本雅乐，其音响复原恐怕也不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吧。另外这些盛唐

的横笛、筝、笙、竽、筚篥、琴、箜篌等乐器都值得我们研究，去探究其历史真源。

在日本除传承至今的文献(其文献的记载特征与中国有互补性)、大量的乐谱、乐器外，值得关注的是历史的音响。日本的雅乐、声明、能乐、三曲等至今传承着历史的音响脉络。

中国的真正雅乐没有传到日本，在日本的雅乐中没有中国周代以来的雅乐出演形式:堂上登歌、堂下乐悬、文武俏舞。但是自奈良、平安朝以来唐宫廷中的《秦王破阵乐》、《甘州》、《春莺啭》 ,《玉树后庭花》等大量宫廷中的十部乐、内教坊、梨园乐曲传人日本，被当着雅乐传承至今。自701年日本建立了最初的音乐制度——雅乐寮以来，其乐人就模仿中国的音乐制度、乐人乐官的习俗代相传袭，忠实地沿袭古代音乐的表现手法和内容。9世纪上半叶及明治年代经历过两次雅乐改革，音乐的形式及曲目有所变动，但是作为其国乐的重要内容，音响得到了严格相传，这种东方的口传心授般的传承方式为今天对历史音乐的了解，无疑可以获得重要的音乐体认。

如果说雅乐是日本器乐体裁的重要标志，那么唐代传于日本的声明无疑是后来日本声乐发展的渊源。声明从印度传到中国，3世纪便在中国产生了中国自身的声明，曹植的《鱼山声明》被记载于史，在佛教的经文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到了唐朝在的日课中声明已经作为重要的仪式部分而存在。这种诵经的样式不仅传至日本，其初期奈良朝的声明也是由唐的高僧道荣、胜晓为规范的[4]。平安朝以来影响最大的真言宗和天台宗两派声明，这两派的创始者空海和最澄，他们两位都是留唐的高僧。声明对日本后世音乐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如果说雅乐对日本器乐产生直接影响的话，那么声明对日本中世纪后的大部分声乐体裁如催马乐、朗咏、今样、技讲等都影响深刻。后世的日本音乐，以平曲，谣曲为首的旋律型作曲的样式居多，这都是深受声明影响之故。而在后来的说唱艺术净琉璃音乐中也吸收其因素。另外，杂声明中的御咏歌，和赞和呗等曲调对日本民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雅乐一样平安朝以来声明在的衣钵中生存，传承至今。被西方世界称作东方的格里高利圣咏。

历史上延续传承的表演艺术中还有14世纪出现的能乐以及17世纪的器乐体裁三曲，它们都是传承至今的艺术样式，值得我们研究。由于日本资源稀缺，在可能的情况下极力重视保护其原貌获得其真实。这一传承特征较为完整保护了这些体裁的传承与发展。因此这些历史传承的音响也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

近代的音乐学十分年轻，这一学科的研究受到西方音乐学影响深刻，它是一门以音乐为主体交叉着各种不同学科信息的门类。日本在整个亚洲是最早开始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国度，1868年日本以明治维新的门户开放政策为契机开始规模性地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一系列新兴的社会科学在其大背景的刺激下应运而生。音乐学同其它社会学科一样在日本迈出了较早的一步，尤其是对中国音乐史学及亚洲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便已经结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此仅以几位突出贡献的学者作一简单介绍。

20世纪初，在中日以及亚洲音乐史的研究中以下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田边尚雄(Tanabe Hisao 1883—1984)，研究领域主要是日本音乐史及东亚诸国的音乐。在其101岁的生命中完成了25部专著，参与丛书、各种音乐类辞书的编写等近50部，另外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唱片的监制、解说以及亚洲各地的音乐考察等活动[5]。1920年着手考察正仓院的乐器，继而对朝鲜、中国(台湾)、琉球半岛以及太平洋诸岛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尤其在对朝鲜李朝雅乐的过去与现在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日本音乐的讲话》(1919) ,《日本音乐的研究》(1926)，《日本音乐史》(1932 , 1963) ,《日本音乐集》(1931) ,《三味线音乐史》(1963)《日本的乐器》(1964)等著作中对日本音乐史及日本音乐本体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是涉足这一领域的最早期的学者。而《南洋、台湾、冲绳音乐纪行》(1968) ,《东洋音乐的印象》(1941) ,《中国、朝鲜音乐调查纪行》(1970) ,《东洋音乐论》(1929)等则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等地域音乐的先驱之作。1943年出版的田边尚雄的纪念论文集《东亚音乐论丛》在音乐界影响深远。

林谦三(Hayashi Kenzo ,  1899一1976 )，雕刻家、音乐学家。他是中国音乐学界非常熟悉的学者，由于他的《隋唐燕乐调的研究》(1936 ,郭沫若译)、《敦煌琵琶谱的解读》(1957 ,潘怀素译)、《东亚乐器考》(1962，钱稻孙译)等著作都首先在中国出版而为中国学者广为传读。他在亚洲古代的乐器、古谱以及乐律学方面的研究造诣深厚。1948年起连续四年从事对正仓院乐器的调查、复原工作，此后陆续出版了《正仓院乐器的研究》(1964) ;《正仓院的乐器》(1967，合著);《唐代的乐器》(1968，与岸边成雄合著)以及大量相关的正仓院乐器的介绍与解说，从隋唐时期正仓院乐器实物的研究出发揭示出亚洲音乐的历史原貌。在对音乐本体的古乐谱(东亚系古谱)的研究方面，林谦三可谓世界第一人，其论文《琵琶古谱的研究》(1938，与平出久雄共著)、《国宝无弦谱及其解读的端绪》(1938)以及其后的《雅乐——古乐谱的解读》(1969)等开启了东亚古谱学研究的先河。林谦三对70年代剑桥大学劳伦斯·毕铿(Laurence Picken)唐乐古谱研究小组的展开以及80年代以来中国掀起的古谱学热潮做出了奠基性功绩。而其《筝的调弦原则与发展》(1943) ,《明乐八调》(1943) ,《南仓发现的准》(1949),《笙律二考——十七管笙的系统与和声》(1954)等研究又推动了新一轮古代乐律学的探索。实际上林谦三在器、律、谱三方面并驾齐驱，这种研究能力无疑有赖于他深厚的古代文化底蕴。

岸边成雄(Kishibe shigeo ,  1912—2005)也是中国学者们非常熟悉的学者，这是因为他的研究对象主要在中国。以中国唐代音乐为研究目标的《唐代音乐的历史的研究》(乐制篇，1960年上册，1961年下册)出版后即获得日本院士奖，1974年该著作在台湾出版(梁在平、黄志炯译)被广大中国学者所熟知。岸边的研究主要以中国唐代为中心，丝绸之路为主线，从古印度、波斯(包括后来的伊斯兰音乐的研究)、中国至日本，他对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现象展开了全面深人的论述。尤其是对中国唐代音乐文化的形成与成熟，从乐人、乐器、乐理以及音乐制度等诸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剖析。在他的《东亚音乐史考》(1944)中首次论及亚洲音乐历史的发展流动。《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1948)则以乐器的出现及发展为脉络，科学地梳理出亚洲音乐发展的四个历史时期及其特点，是一部高屋建瓴、分析犀利、极具眼光的音乐史学专著。在论述中国古代及东亚音乐史的形成与发展的同时，岸边成雄的研究视角始终没有离开与此关系密切的印度与波斯文化。1937年发表了《印度最古老的乐书——<舞论>》、1946年发表了《西域七调及其起源》等，之后在《图说世界文化史大系》的印度卷中他又撰写了《印度音乐的东流》(1960)，同年在《世界史大系》卷六的印度卷中他主编了印度音乐。他对隋代龟兹人苏抵婆带来的五旦七调与印度的关系以及传人中国的大量印度乐器等有过深入的考察。此外他对伊斯兰音乐也颇有研究，1952年出版了《音乐的西流——从萨拉森到欧洲》，30年后该书由郎樱译成中文，其题目被直译为《伊斯兰音乐》(1983)，这本近8万多字的小册子在后来的20年的时间里几乎成了中文圈中了解伊斯兰音乐最为重要的专著。另则，岸边成雄也是最早将比较音乐学介绍到亚洲的学者之一，1967年他与野村良雄共译的《比较音乐学》(C.萨克斯)推动了该学科在亚洲的发展。他还将日本雅乐等传统音乐全部记谱，并五线谱化，将雅乐介绍到西方。The Traditional Music of Japan (1984)一书把日本传统音乐向世界作全面的介绍。《江户时代的琴士物语》(2000)是他一生中最后出版的一部巨著。17世纪江户时代是中国古琴再次传人日本的重要时期，据此古琴艺术才会在日本源源不断地流传至今。岸边的纪念文集《日本古典音乐文献解题》(1987)打破以往学者同仁撰写论文以作纪念的惯例，它是中日古文献资料的解题专著，成了研究者们爱不释手的重要工具书，在使用中真正产生了纪念的意义。

日本近现代有着突出贡献的音乐史学家还有泷辽一、吉川英史、平野健次、上参乡佑康、三谷陽子、蒲生郷昭、蒲生美津子、福岛和夫等学者，他们在中日不同领域的传统音乐研究中都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因篇幅所限在此难以一一着墨了。

1950年荷兰音乐学家J.  Kunst在他的《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本质的研究，其问题、方法及代表性特征》[6]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民族音乐学”概念，此后这一学科便较快地踏足日本，其研究也在短暂的几十年时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日本民族音乐学家的行列中小泉文夫(Koizumi fumio 1927一1983)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在他56年的短暂生命里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精彩的十多本理论专著，炽烈地燃烧着其激情的岁月。他以日本传统音乐的本体研究为出发点，清晰而准确地阐述出日本民谣的音阶、基本的音构造以及音组织等[7]。与此同时对日本音乐中的节奏特征的研究[8][9]成了他一生中里程碑式的成果。1957年他在东京大学完成了研究生课程后获得了赴印度公费留学的机会，两年的留学中收集了一百多件印度乐器，调查了印度大部地区的音乐并留下了丰厚的一手音响资料。之后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大部地区。在他的各种演讲、学术讨论会及文章中都以形象生动的语言阐释出各民族、地域的不同音乐文化现象。其柔软的音乐观及脱俗的审美情趣深深地影响了一代日本人，并为日本民族音乐学的展开建构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藤井知昭、山口修、德丸吉彦、拓植元一、小岛美子等一代民族音乐学家的诞生与小泉文夫的学术领袖风范有着直接的关系。2002年出版了他一生积累的录音资料——《小泉文夫的遗产》共75枚CD，呈现出小泉文夫一生多彩的音乐世界。

20世纪下半叶日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进人了深层次，对历史与现代、城市与农村等不同时期与地域的音乐文化的研究进人了全面而细分化的阶段，与此同时研究视角开始转向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音与映像——世界民族音乐大系》⑤网罗了世界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音乐映像资料并附有解说。继这套系列大型音像资料出版后，1995年《新音与映像——世界民族音乐大系》⑥问世，这两套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的系列音像资料集在全世界引起反响，英语译本被欧美等国的学术界广泛运用。此外，藤井知昭还主编了《地球的音乐:田野之音的民族志》（日本 Victor  1992），这套共80枚CD附解说词的纯实的现场录音是民族音乐的重大成果。这些将世界各地原生态音响的出版有助于帮助听众真实地理解各地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除以上藤井知昭主编的系列世界音乐大系的影像大作外，日本传统音乐的制作也在悄然进行，如由岸边称雄、平野健次监修的《音与映像日本古典艺能大系》(平凡社，1992年)，是日本传统艺术的大集合，对研究日本音乐传统艺术意义重大。

日本的理论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便已进人了集体化状态，其成果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其中东洋音乐学会主持出版的系列丛书，共十二册专著，课题涉及中、日、朝及亚洲诸国，其中《三味线及其音乐》(1978),《日本的民谣与民俗艺能》(1967),《唐代的乐器》(1968) ,《筝曲与地歌》(1967) ,《东南亚音乐》(1970),《南洋、台湾、冲绳音乐纪行》(1968)、《音乐》(1972)、《歌舞伎音乐》(1980)、《雅乐——古乐谱的解读》(1969)等研究细腻深入，建立了亚洲音乐的基础研究。而由蒲生乡昭等主编的《日本的音乐·亚洲的音乐》(岩波讲座1988), 7卷加2册别卷共九卷本的专门论著则在理论研究上大大的迈出了一步，大量年轻理论家的加入引人注目，其研究进人了深度理论化阶段。在丛书类著

作中，民族音乐学丛书中1990一1991年出版的10册，由藤井知昭主编(东京书籍)，以音乐为主体从各自不同视角来看音乐，如《作为职能的音乐》、《女性与音乐》、《仪礼与音乐》、《环境与音乐》、《观光与音乐》、《现代与音乐》等积极地展开了音乐与社会、职能、性别、仪式等诸多现象的研究，与传统音乐的研究形成交叉、多元化的倾向，大大扩大了音乐研究中时间与空间的视域。

另外，近几十年来日本注重工具书的建设令人叹为观止。1984年平凡社出版的《音乐大事典》1—5册加一本索引，是以西方音乐为主体，也包含部分日本传统音乐内容的音乐辞书，内容非常广泛，词条范围宽广、研究的内容深人等，至今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1989年平凡社出版的《日本音乐大事典》则以日本音乐为主体，包括中国与亚洲诸国的音乐事项，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面向东方传统音乐的专门词书。另外，在种类上还有大量体裁、宗教、人物等分类辞书。如《邦乐百科全书——音乐词典》(法藏馆)、《日本民谣词典》(东京堂)、《歌舞伎事典》(平凡社)、《歌舞伎人名事典》(日外アソツエーツ)、《艺能人物事典》(日外アソツエーツ)、《打击乐器事典》(音乐之友社)等丰富多样，为研究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由于篇幅及个人视野所限在此只能做一番浮光掠影般的介绍。即便如此仅上述高价值的史料及研究成果，已对解读中日两国音乐历史的原貌意义重大。学术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资料积累之上的，只有充分利用原始资料才是构筑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纵观亚洲，东亚的中、日、韩三国所藏的史料最具价值，藏量也最丰富，尤其是中、日两国。中国的历史悠久，史料丰富而庞大，但日本音乐资料在性格上不同于中国，而中日两国接受传统文化时的态度的差异，又使得两国在乐器演奏、乐谱传承以及音响保留方面都留下了不同的音乐史轨迹。中国隋唐时期传人日本的宫廷音乐在日本代代相传，延留至今的音乐形态无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此充分重视和广泛运用日本音乐史料，大量介绍日本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这对我国的学术研究无疑是有利而无弊的。

①日本的雅乐并不仅指一种音乐体裁，泛指中国传入的唐乐、朝鲜乐；日本固有的历史古乐；平安朝后创作的音乐体裁以及相关的乐器、乐谱等。

②参见紫部式的《源氏物语》。

③见林谦三、平出久雄:《琵琶古谱的研究》，载《月刊乐谱》 , 27卷第一号，1938年。

④参见林谦三:Study on Explication of Ancient Musical Score of Pi一p'  a Discovered at Tun—huang, China载《奈良学芸大学纪要》第五卷一号(1955年)，该文于1957年由潘怀素译成中文《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⑤藤井知昭主编，东京:平凡社，1988年，近30小时的录像。

⑥东京:平凡社1995 ,巧枚雷射光碟(LD) , 30小时的录像制品。

[1]  叶栋.敦煌曲谱研究[J].音乐艺术，1982 (1); 1一13.

[2]  林谦三.国宝五弦谱及其解读的端绪[M]//雅乐:古乐普的解读.东京:音乐之友社，1969.

[3]  正仓院事务所.正仓院的乐器[M].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67.

[4]  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5]  田边尚雄先生的年谱:业绩目录[J].东洋音乐研究，1969 (28/29):3一8

[6」J.  Kunst. Musiclogica:A  Study of the Nature of Ethnomusicology，Its Problem，Methods，and Representative Personalities[M].Amsterdam，1950.

[7]  小泉文夫.日本传统音乐的研究:民谣的研究方法与音阶的基本构造[M].东京:音乐之友社,1958.

[8]  小泉文夫.日本传统音乐的研究2:节奏[M].东京:音乐之友社，1984.

[9]  小泉文夫.歌谣曲的构造[M].东京:平凡社，1996.

本文编辑：胡浩琳（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