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当前处境与学科愿景(下)

（接上期）

但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明显不是这样。由于诸多复杂原因的影响，有关“古典音乐”的中文著述，当前似乎呈现出以下几类情况。

其一，出于我们学界自身和学人之手的“正式”著述，包括著作、译著、论文等。这其中既有通论性的著译，也有专题性的论著（文），近年来有很大发展和进步，但数量和品种如上述情况所示，与实际需要仍有很大差距，而且质量也有待提高。

其二，近数十年来，随着古典音乐在国内的大范围传播和扩散，以及随着国内散文写作的热潮持续，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爱乐散文写作类型，它们往往出自音乐界外的知识人“乐迷”之手，针对古典音乐的各类作家、作品、现象和表演，抒发比较主观的个人听乐情怀，文字隽永耐读，文风轻灵活泼。或许可以指责这类文字缺乏严谨的规范，有时在“风花雪月”般的主观抒发上也有过分之嫌，但这些文字的字里行间中却时时闪现着聆听者和写作者的生动个人体验与独到感悟，因而对国内普通乐迷的影响力以及对社会音乐鉴赏的引导力都不容忽略。我自己也在近十多年的实践中，尝试写作音乐散文，并在音乐评论写作中融入散文笔法，以求赢得更大的读者面并与更大范围的知识文化界形成沟通与互动。

其三，毋庸讳言，在中文环境中仍然充斥着大量少有个人识见、信息错误层出不穷、有时甚至是东抄西凑的低层次普及性文字（有时是无名氏文案），它们大多属于作曲家和作品的简单介绍。由于这类音乐解说确有需要，所以还通过网络媒体及音乐会节目单等四处扩散。有时，这样的介绍性文字属于“编译”类型（或许是为了规避版权问题），其中甚至包含一些很有价值的数据和信息，但由于没有明确和规范的出处，在编、译、写之间又没有做出严格区分，这类文字的品格和价值就打了折扣。

以上针对我国当前有关“古典音乐”的著述文字的分类仅是出于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难免以偏代全。但上述观察和分类至少提供了某种背景，我们不妨以此为前提来继续讨论今后学科发展的愿景和希望。

显而易见，如要真正认识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学科现状，我们就不能脱离当前中国的音乐生活实际。它所面对的研究客体即是“活”在日常音乐生活中的审美对象与文化产品——这是该学科属性的一个根本性的内在规定。与音乐生活之间的紧密关联，既是它的机遇所在，也是它的挑战来源。看来，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应该在充分认清这一根本性关联的前提下来规划和开展相关的学科建设与推进。

第一，鼓励和推出具有质量的、经得起检验的综论性著译。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目前可以告慰大家的是，国内的西方音乐“通史模式”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告一段落了。20多年前，笔者在《论西方音乐研究在我国的重建》一文中曾呼吁结束“通史模式”，并希望及早推出在西方学界已有定评的两部重要通史专著的中译本：美国音乐学家唐纳德•格劳特（Donald Grout）的《西方音乐史》与美国音乐史家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并在这一基础上转入更具建设性的专题性综论研究。现在，不仅这两部代表性的通史专著已有完整中译本，而且近年来还推出了于润洋、沈旋、蔡良玉等我国学者自行撰写的通史专著。这是值得高兴的进步，可喜可贺。

然而，“专题性综论著述”这些年来总体上虽有进展，但幅度不大，成效不明显。当然，西方音乐的领域和范围极为宽泛，任何断代、体裁、专题等的综论著述都需要投入辛勤的劳作和用心的消化、学习与研究。但仅就当前音乐生活及学院教学所急需的专门化论著而言，我们所拥有的西方音乐史的各个断代专史尚不够完整，我们尚没有严谨可靠的、具备一定篇幅分量的歌剧史、交响曲史、协奏曲史、弦乐四重奏史、交响诗史、清唱剧史、钢琴奏鸣曲史等等（无论是翻译，还是自行撰写），更别提我们还应该拥有各大作曲家的学术性（而不是虚构性、小说式的）评传，以及具备扎实分析与独到解读的各类重要作品集合的专门研究论著——诸如针对某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某一类型或体裁的作品（如巴赫的受难曲、亨德尔的清唱剧、海顿的交响曲、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勃拉姆斯的室内乐、布里顿的歌剧等等）的分析性研究与解读。再进一步，还应该有针对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个别作品的专门研究著述——如此，上文提及的海顿清唱剧《创世纪》就应该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论述……

上述这些综论性专著不但会积极拉动我们学科的基本建设和日常教学（特别是研究生层面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惠及音乐（学）界的同仁和学子，而且也会直接辐射当前日益兴旺的日常音乐（会）生活，帮助爱乐者和乐迷更深入地理解与认识他们所钟爱的音乐。我一直认为，或许我们在西方音乐的第一手原材料的占有上不可能与西方同行相提并论，但在具体作品的审美感受、评论和解读方面，我们和西方同行实际上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有可能因为我们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熏陶而具有自己的独特眼光和视角。因而我建议，国内相关学科方向的研究生在选择毕业论文论题时，不妨也向“专题性综论著述”的类型靠拢，以便积少成多，弥补中文世界中的著述空缺，逐渐搭建理想的学科大厦。

第二，高度重视经典文献的翻译引介工作和学科成员外文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显然，上述“专题性综论”的实施和推进，没有学科人员自身的外语能力，一切将无从谈起。我甚至认为，影响中国音乐学整体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正是汲取西学不够而引发的“思想贫血”。我们这一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也不断证明，准确、优秀的重要西学论著翻译对于提升学科水平、拉动学科发展具有不可替代而事半功倍的积极效用。而反面的遗憾是，当前国内的音乐西学中译本出版中，已经出现诸多译笔诘屈聱牙、译文不知所云、错误比比皆是的不负责任乱象———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对原作者、原作品和译者自己的三重“谋杀”！

显然，对于学科人员的自身成长而论，通过严肃认真的学术翻译，消化和理解西学的思想理路与学术方法，并从中锻炼自己的梳理与思考能力，以及中文的转述和表达能力，这是极为特别而又非常有效的学术训练。不言而喻，从训练思维和精读经典的高度看待学术翻译，它对于中国音乐学（特别是西方音乐研究这一学科） 的学科发展以及培养后学接班人的意义才能真正凸显出来。

综上所述，西方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在我国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音乐界内外对我们的期待愈来愈多，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我们的任务很重，道路很长——同道们共勉！

（全文完）

本文系删节版，全文原载《音乐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