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音乐研究的社会史取向 ——以音乐制度为例(一)

2022-05-31 23: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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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瑞军

内容提要：
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是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拓展与超越。新史学的主要关注对象即社会史，因此相当长的时段内，社会史就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其研究理念与方法，在人文、社科各个领域中均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制度史、社会流动、社会阶层史、婚姻史、风俗史、日常生活史、区域史等无一不显示出令人注目的历史解释力和学术潜力。在宋代音乐史学领域，自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之后，有关宋代社会音乐机构的设置、乐人管理制度、宫廷与民间乐人的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等史实纷纷在音乐史学家笔下“复活”，宋代音乐事件通过学者们对音乐制度规则与实践的社会史动因考察而获得了新的意义。

关键词：
新史学；社会史；音乐制度；社会流动；宋代音乐研究

引 言

中国有世界上最深厚的史学传统、最丰富的史学遗产，这足以令今天的中国史家自傲于世界学林。在史学观念上，中国史学也十分早熟：《易经》中已有“彰往而察来”的记载，司马迁更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经典认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后世史学典籍从此开拓创建，积淀成为相沿两千年的治史传统。但是，至19、20世纪之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一代史学家，在了解和接受西方史学观念后，对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和方法展开了深刻的反思与批评。尤其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总结了传统史学的四个局限：“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1]正是这四个方面的局限，使传统史学在视野上局限于中国境内，未能放在世界历史演变大势中展开史学研究；撰述内容上着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及帝王将相的活动史，而对于一般社会大众的历史动向鲜见注意，从而使历史叙述陷入平面化、单线条的境地。二十世纪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史家，均尝试打破这种窘境，力图在传统史学的深厚根基上，借鉴西学观念，实现传统史学朝向新史学的转型。
在这种语境变迁过程中，中国史学一步步走出“鉴戒史”[2]的传统框架，陆续开始关注历史时期的财产、饮食、婚姻、宗族、服饰、各阶层的“人”与其社会地位等与日常生活切切相关的史实。有关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史实，在史学家的考证、梳理和解读之下，从事实碎片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知识和认识，给中国的新史学带上了显著的社会史色彩。在宋史研究领域，自1980年代以来，这一动向不断铺开，研究层面不断丰富，成果日渐显著。如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1992），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1996），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1997），朱瑞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1998），汪圣铎《宋代社会生活研究》（2007）等，均为宋史学界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鼎力之作。
　　
一、学术史回顾

在20世纪的宋代音乐史的研究领域中，以上学术趋势逐渐地显露出来，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发挥了既深又广的影响。
据笔者所知，真正意义上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宋代音乐史中诸如组织机构、乐人工作制度、乐人的薪酬与社会地位等方面进行学术性研究的，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乐制篇，1960、1961年日文版）当属首创。岸边在讨论乐工制度时，对宋代乐工的称谓、社会身份、婚姻（亲缘）、音乐技能、组织与相互关系（业缘）等均有一定篇幅的论述，体现出对宋代音乐研究基于社会史取向的初步理论自觉。中国学者的著述中，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64、1966年，上、中册）是受到唯物史观与社会史研究趋势影响最早、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与早先撰述的《中国音乐史纲》（1944）着重关注宋代雅乐编制与乐律理论内容相区别，《史稿》对宋代音乐的讨论，在史学观念上，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唯物史观性质。如果说《史纲》的研究方法是实证性的，[3]且当时还被错误地批评为“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4]那么《史稿》则已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理论方面的自觉认识。如在论述宋代音乐发展的背景概况时，认为北宋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共同促成了宋代民间音乐丰富多彩的面貌。在具体研究手法上，杨荫浏将宋代社会中下层群体由于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与他们从事音乐活动的场所（如固定性的“勾栏”与“和顾艺人”的流动性场所）、所形成的专业组织（如“社会”）、技艺内容（如“叫声”）等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理路呈现出典型的社会史性质。
可以说，岸边成雄与杨荫浏的宋代音乐研究，尽管在研究范畴的广度和论题涉猎的深度方面各有所长，但二者在研究手法上的社会史取向则是一致的。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社会学成为学术禁区，史学界对社会问题的研究被迫暂时中断，[5]宋代音乐史学对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借鉴及社会史内容的关注也一度沉寂下来。1990年以来，宋代音乐研究的社会史视角才再度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如刘勇《唐代到宋代音乐文化的变化是衰退还是转型》，从宋代坊市制度的解除、市民阶层的崛起、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迁移、城市人口的增加、观演场所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专业组织的兴起、音乐艺人的职业性与商业性等方面，解释了唐宋之间音乐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进而指出“从这种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6]显然，刘勇的研究理路也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范畴，与杨荫浏《史稿》的关注视角十分接近。
此后，赵为民《试论蜀地音乐对宋初教坊乐之影响》，[7]从乐器、乐部、杂剧、雅俗律高等方面说明了蜀地乐人在辗转保存唐乐、创设宋初教坊音乐制度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社会史中区域史的研究倾向，这在当时的宋代音乐史学研究领域中，属于具有首创性的学术成果。赵为民在随后两篇有关宋代社会音乐文化的文章[8]中，将音乐表演的受众群体、表现功能、音乐活动中心、音乐结构特征等要素置于宋代社会特定时间（各种节庆）和空间（各种表演场所）以及社会经济等多元叙述框架中进行讨论，显示出有关宋代社会音乐文化“全景描摹”式特征，进一步拓宽了宋代音乐活动的社会史观察视野。同一时期，修海林《宋代宫廷与官学中的音乐教育活动与理论》[9]提到了物质奖励在乐工学习技艺过程中的正面激励作用，带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史色彩。此外，如果从乐人群体研究角度来看，项阳有关宋代乐户、乐籍制度的研究文论，凸显了社会音乐制度（如轮值轮训制）在乐人群体获得职业技能、建立业缘关系、完成职业任务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社会制约功能。[10]伴随着学术案例的积累，有的学者从学理层面分析了宋代音乐表演的商品属性的社会学特征。如曾遂今《关于中国古代大众音乐的音乐社会学思考》即为突出性的理论成果。[11]
不难发现，20、21世纪之交这些宋代音乐研究案例，尽管有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关注对象，但它们共同划定了宋代音乐史在社会史叙述框架中的主要横切面：音乐活动的组织方式，观演群体，观演场所，艺人的专业组织与社会地位，艺人的经济地位，区域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方式与风尚等。种种迹象表明，以社会史角度切入宋代音乐史研究，在近20年来已经逐渐形成了相对明确的研究范围和较为稳定的研究团队。即便这些研究不一定都带有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自觉，其中多数研究还存在“平面化”、“表面化”和“直线性”的理论叙述缺陷，但它们无疑为宋代音乐史研究接下来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激发出大批极有新意与价值的史学课题来：如，宋代女性音乐家研究，宋代音乐家经济地位研究，宋代宦官群体的音乐活动考察，宋代音乐社团活动，宋代地方音乐家的流动问题等等，都值得我们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我们从中也发现，在这些课题范畴中，音乐制度的研究无论从岸边成雄的范式初创时期还是从目前的研究成绩来看，都堪称是备受重视的方面。正如社会史学界所指出的：“社会史是全部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在全部历史上侧重于社会下层的社会生活部分及一些基础制度部分”。[12]下面，为了更加直观地审视和展望这一领域的动向，我们重点从宋代音乐制度研究出发，对宋代音乐研究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史取向加以探讨。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外三种之“新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31-234页。
[2]如魏徵去世后，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境，可以知得失。”历史事实的记述是用来襄助统治者维持思想统一、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资治通鉴”，这是中国历史上史学著述的主导动机。
[3]冯文慈《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反思——答孔培培、闻道同志兼及向延生同志》，《音乐研究》2001年第3期，93页。
[4]裴道思《对<中国音乐史纲>的一些意见》，编辑部“编后记”，《音乐研究》1958年第3期，90页。
[5]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26页。
[6] 《音乐研究》1991年第1期，25页。
[7] 《音乐研究》1992年第1期。
[8] 《简论宋代音乐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交响》1997年第3期。《宋代市井音乐活动概观》，《音乐研究》2002年第4期。
[9] 《音乐艺术》1997年第4期。
[10]主要包括：《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音乐研究》2004年第1期等。
[11] 《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4期。
[12]吴承明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12页。

未
完
待
续

作者简介
康瑞军，男，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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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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