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与差异: 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译者序

2022-06-14 00: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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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锺浩
《音乐学与差异： 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1]是第一本专门论述音乐学和“差异”理论的人类学文集，包括本书的编者露丝·索莉教授在内的十六位美国和加拿大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音乐学理论和音乐文化语境中与社会性别和性有关的、无所不在的差异，他们涉及的学科包括民族音乐学、音乐历史学、女性主义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同性恋文化研究、音乐教育、民俗学、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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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音乐文化研究及其背景

音乐学领域关于性别的女性主义研究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其他领域相比，起步较晚。 最初这方面的研究是为了要重建饱受漫长的父权文化压制并且被历史遗忘、不见经传的女性音乐活动，因此这个阶段的研究注重对女性音乐文化活动和作品的收集、整理、记谱、归类，还历史的公正于女性，使人们对于世界音乐文化有一个更为历史的、全面的了解。 这一方面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一直没有停顿过。然而，从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女性和音乐”这个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将有关研究置入两个既相关而又不同的构架。 音乐史学、音乐人类学和传统音乐研究等学科首当其冲，将女性主义放到纵横交错的社会性别关系这一更广泛的框架里进行研究，他们考察各个社会形态中社会性别的设置和特点，认为音乐的创作和表演是对现行社会性别体制的反应，因而从本质上讲，音乐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或者加强、维系、延续， 或者挑战、改造、。
而90年代至今的女性主义音乐学研究则毫不迟疑地归入了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构架，深深得益于并且广泛运用了女性/男性同性恋文化研究、文化和表演述行研究、符号学、心理分析学等等理论。《音乐学与差异： 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这本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在后现代音乐学和文化人类学语境中，女性主义对性别“差异”的研究始终是用来反思西方音乐文化及其形而上学的基础，探索并凸现差异的目的就是要探寻音乐文化中的他者，倾听他者的声音。 差异理论本身是极端复杂的，本文集的作者们对差异的批判与建构两方面都各有其不同的侧重和主张。 一方面，差异无所不在，差异和存在休戚相关，在各种理论话语中成为定义、定性、甄别、分类、综合、概括、推理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对差异的讨论又不可避免地涉及由各种因素构成的“群体”，这些因素包括社会性别、性倾向、种族、族群、宗教、文化、阶级、年龄、国籍或者各种复杂因素的混合。 这方面的讨论通常思考如何区分群体之间的差异， 思考种种对这些差异诠释的合理性，因此关于差异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和种种社会权力有关。 本文的作者们对凸现音乐学研究中性别和性的差异所持的观点真可谓纷繁复杂，对差异是建构的还是自然的、对音乐学中差异的理论化是否必要和有益等问题所采取的研究视角和手法相当不同，看法各异，很难做出概括，我想，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价值之一。我相信，即便粗略地浏览一下这本文论集，读者就会对当代西方女性主义音乐学批判所呈现的五彩缤纷的多元色彩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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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地运用当代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

只注重作曲家、作品及其 动机和目的这类传统的实证派音乐学理论常常和社会文化生活脱节。 我希望这一集论文为我们展示了研究文化环境和文化意义使音乐学研究更为人性化的可能。 我以为，我们面临的一个核心议题是音乐学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音乐身份如何在特定的语境中互相交织、互为影响。一个先决前提应该是这样：关于男性、女性、性别、身份、音乐、文化等等类别从来都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个类别都必须放在其特殊的、多变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关系里进行研究，还要考虑地理生态、历史渊源、民俗发展等等因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试图理解社会结构和音乐结构两者之间微妙而又无所不在的纽带，试图揭示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联。
国内学界同仁告诉我，音乐文化人类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对性和社会性别在音乐学中的研究则更为滞后。 他山之时，可以为错。 然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推动、深化中国自己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包括关于社会性别和音乐活动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鉴于这个目的，我觉得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读者和学者有必要在了解现行的、包括本书介绍的理论话语的同时，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的女性主义研究及其话语本质上是西方的，而即便作为一个“西方”的建构，它甚至又不能适用所有“西方”的社会群体。本书有几位作者已经间接地接触到这个问题，而最近很多欧洲和一些北美的学者则进一步把“女性主义”看作一个带有强烈的北美民族中心主义 (North American Ethnocentric) 色彩的学术标签。 我以为，具体地讲，这是一个北美的、白人的、中产阶级的理论建构，这样一个建构当然反映了北美的、白人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再者，这个建构是在作为世界强势语言的英语里发展壮大起来的，一方面，关于音乐学女性主义的（英文）话语已经激发了其他文化、其他语言对他们各自有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重新思考、重新界定，但是另一方面，类似自然性别、社会性别、，因为一个民族中心主义的概念是不可能和创造这个概念的语言脱离的；也就是说，作为文化产物和载体的语言本身一定、也必然是民族中心的，外国文论翻译过程本身不可能影响或改变主导语言所包含的民族中心主义偏见。 中国学者在从事田野调查和书斋研究工作的时候，，，使他们没有机会参与和发言。 这样，批判地运用当代的女性主义理论便变得极其重要。 我还要强调，“社会性别”就像音乐文化一样，是由文化、历史、地域生态、情势现状所决定的，通过个人去经历并且表现（表演）出来的，因此我们对音乐领域的女性主义的研究，首先和最基本的是以文化相对观为手段对文化的研究，以宽容的态度，依据历史脉搏把握特定的音乐文化。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本文集的作者看来并没有来得及顾及，这也需要国内的读者对此有一个清醒地认识，引起足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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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书的翻译
最后说说这本书的翻译过程。我的老朋友、上海音乐学院的洛秦教授90年代早期在美国完成他的博士学位期间便跟我谈起过把欧美最新的音乐人类学研究成果系统地整理介绍给国内学界的想法。 两年前，当他让我翻译这本音乐人类学女性主义批判论文专集时，我斗胆从命的同时，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正如2007年初秋时节我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讲座上对在座的研究生和教授们所说的，我虽然自小爱好音乐文化，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在美国大学从事写作、文学教学的同时，对人类学、社会学有广泛涉猎，而对音乐学理论则是门外汉。可是最大的问题恐怕还不仅是对音乐学、音乐历史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的不熟悉，而是自己对多年来国内高校和理论学界的动向了解甚少，对于他们（翻译）运用的西方理论和哲学文论术语规范简直一无所知。
学过外语的成人都知道，最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是完全浸入式，坚持只用目标语言听、说、读、写，累足成步，渐而达到完全绕开母语的过滤转换这样一个佳境，当你思考甚至做梦都用目标语言的时候，你就算学会了一种语言。很多年以前在国内，我已经磕磕碰碰走过了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 而矫枉往往过正，身居海外对母语的疏远，对于很多近20年来才引进中国理论界的中文表达漠然无知，手头仅有几本文化革命刚结束时购得的中英文工具书，种种困难让我在翻译中吃了不少苦头。 译作中不少理论关键词语便是“闭门造车”的结果，恐怕和国内通用的词语会有一定差距。 我希望书后的“索引”能或多或少给读者一些帮助，澄清一些问题。 斗筲之材，错误在所难免，也衷心希望得到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指正。
本书的翻译出版，无疑得益于洛秦先生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指导和建议。我衷心希望拙作能为中国从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生、学者对植根于文化环境意识中的各种文化意义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我感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同仁对我的信任，使我能为中国音乐人类学的创建和发展尽绵薄之力。 最后，我也感谢我的妻子李竞在漫长的译作过程中对我的支持。

注释：
[1] 《音乐学与差异： 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索莉编，谢锺浩译）为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建设项目，“西方音乐人类学经典著作译丛”之一，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作者简介
谢锺浩，男，美国西雅图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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