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其宏:中国当代音乐研究(三)-网络音乐文化组

从1987年起，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音乐卷”的过程中，为了贯彻《当代中国》丛书总编委会“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为世人、为后人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的编写宗旨[1]，音乐界发起了对1949年以来音乐文化建设历程的全面“回顾与反思”，将各个音乐领域的发展历史纳入当代音乐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也是音乐界各种音乐思想和观念发生剧烈碰撞的年代。当时在《中国音乐学》的“回顾与思考”和《人民音乐》的“回顾与反思”这两个栏目以及其他学术刊物中，[2]、于润洋《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3]、陈聆群《反思求索再事开拓》[4]、张静蔚《音乐理论的历史反思》[5]、乔建中《什么是发展当代音乐的必由之路》[6]、[7]、[8]、戴嘉枋《面临挑战的反思》[9]等文章，对1949年以来中国音乐发展历史以及其中若干重大理论命题和事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及较为深入的反思，、、对中国音乐理论建设及音乐批评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新潮音乐”与流行音乐存在价值及其现实状况的估计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尽管事后人们对这场论战的性质和意义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分歧，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即它把长期处于隐伏状态并涌动在广大音乐家心头的一系列重大命题置放在理论研究和学术争鸣的平台上来，使之充分公开化和社会化，变成一种显性的、物化的、可供二度解读和查核的思想材料；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扮演不同角色，争相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各自的立场，从不同角度对“当代音乐研究”的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也进一步显示出，“当代音乐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整个音乐界热切关注的焦点，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的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

从1987年开始直到1997年，断断续续历经10年之久的《当代中国音乐》的编写和出版，在当代音乐史和“当代音乐研究”的学科成长史上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件。[10]其作者队伍以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为主，聚集了全国各地处于各音乐门类学术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对当代音乐创作、表演、教育、、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为此，当时的中国音协和《当代中国》“音乐卷”编辑部联合发文，通过音协组织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当代音乐的相关资料，成为“当代音乐研究”学科成长史上一次最大规模和最大范围的资料收集活动。它的编写和出版，不仅是“当代音乐研究”最早编写和较早出版的第一部体系化集体著作，而且推动了在音乐界轰动一时的“回顾与反思”的进行，对促进“当代音乐研究”此后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实际上，尽管居其宏的《 20世纪中国音乐》[11]和梁茂春的《中国当代音乐》[12]出版时间较《当代中国音乐》为早，也更带学者个人特色，但两位作者均是《当代中国音乐》的编委和编辑部负责人，实际主持该书编写的全过程，论其资料基础和写作动因，都与《当代中国音乐》存在不同程度的学术渊源。当然，由于《当代中国音乐》的“官史”色彩、集体编写的固有特点，同时也限于当时的整体环境，从而对当代音乐史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事件基本上采取了避而不谈的立场。但该书对各个历史阶段宏观背景的记叙和某些难以回避的敏感问题的“实录”笔法，其中的学术智慧还是不难被细心的读者觉察出来的。

自从一些民族音乐学家在1986年“兴城会议”上对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提出整体性否定结论之后，学术界把回顾与反思的目光延伸到整个20世纪，从而实现了当代音乐研究和近现代中国音乐史的纵向连接，由这个问题触发的探讨与争论一直持续不断。 1990年，由《中国音乐年鉴》编辑部发起组织的“世纪性反思”笔会，以20世纪中国音乐处理中西关系之“元约定”可靠与否、“现约定”健康与否为主题，邀集部分学者参与讨论。笔会组织者在这两个主题背后所隐藏的“潜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参与笔谈的学者各抒己见，持论多相左，但受篇幅所限，许多问题未及展开，不同意见之间尚未形成正面交锋。[13]

1989—1992年间，音乐界对当代音乐的发展道路及其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掀起新的波澜，并在1990年“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前后达到高潮。此间，吕骥、赵沨、孙慎、李业道、晓星、厉声、李正忠、修海林等人纷纷发表文论和谈话，从一些似曾相识的理论视角和观点出发，把“回顾与反思”中一些学者的言论和主张片面概括为“毫无建树”说、“《讲话》后现象”说、“异化”论、“多元态势”说等，并对之提出了整体颠覆性的批评。其中，李正忠的《评“〈讲话〉后现象”说》[14]、[15]、厉声《近年来在音乐思想上发生的这场论争的性质和其他》[16]、李业道《反历史的“反思”》和《看一张中国音乐的未来的设计蓝图——“多元态势”》[17]等篇目最具代表性。在创作研究方面，一些音乐家别具慧耳，竟然从我国“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作品中得出了“颠覆反颠覆、演变反演变、渗透反渗透”这样的政治结论。[18]因此，就这些批评的整体而言，实际上是20世纪50—60年代主流音乐思潮的一次大回潮。但此类思潮之得以回潮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一事实本身，却把“当代音乐研究”对于中国当代音乐的历史研究、创作研究、思潮研究和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性、严峻性及其理论与实践价值，以特别强烈的形式和令人惊骇的力量提到音乐界面前，使得任何中国音乐家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和价值。同时，它也进一步提醒人们，对此类思潮之何以存续发展、何以韬晦蛰伏、何以强势爆发作深层探究和拷问，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学术性需要，更是当代音乐现实命运的紧迫性需要了。这一切，正是“当代音乐研究”必须面对和回答的课题。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尽管上述思潮和理论借助权力话语在整体上占有话语霸权，但仍有不少音乐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涉及“新潮音乐”创作、流行音乐创作及其他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表现出当代音乐家应有的学术风骨和求实精神。在这些理论文献中，贺绿汀致“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的一封公开信[19]、李焕之《关于当前音乐创作的几点意见》[20]、吴祖强《冷静估计得失》[21]、居其宏《马克思主义与音乐界当前实际》[22]和《反映论与音乐的主体性问题》[23]、汪曦《要有科学分析要有充分说服力》[24]、陆泗济《靠真理和学术水准取胜》[25]等，从当代音乐创作整体走势（特别是“新潮音乐”和现代技法探索）的估计及中国音协领导者应取的态度、思潮论争的科学态度与方法，以及作为音乐思潮哲学基础的机械反映论和主观唯心论及其在当代音乐史上的种种表现等方面进行论述和辨析，成为这一时期“当代音乐研究”难能可贵的成果之一。

由上所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当代音乐乃至20世纪中国音乐的“回顾与反思”达于高潮。正是在这个研讨与论战的高潮中，“当代音乐研究”不仅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而且也使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在音乐学界得到确立。其主要标志是：

1. 学术成果：除大量的专题研究和批评文章之外，与“当代音乐研究”有关的学术著述在此期间相继出版。其中有汪毓和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26]、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梁茂春的《中国当代音乐》、孙继南和周柱铨主编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27]之当代部分，以及戴鹏海的当代音乐家年谱系列写作[28]等。

2. 出版阵地：作为中国音协的机关刊物，《人民音乐》历来以关注当代音乐现状并对之进行研究、评论为宗旨。在“当代音乐研究”史前播种、早期起步和中期确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刊载了大量对本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理论批评文献，并为当代音乐的纵向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此外，《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黄钟》《乐府新声》《星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生活》等音乐学术刊物，《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等综合性文艺理论刊物，，经常发表当代音乐的研究文章或专栏评论，并就若干重要现实命题展开论争，也为“当代音乐研究”学科创建和发展提供大量版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资料建设：在《当代中国》“音乐卷”的编写过程中，为“当代音乐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文献和史料。成书之后，其中所涵盖的历史信息也为学者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源。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也在这一时期开始编纂《中国音乐年鉴》，将这种资料建设纳入年度化、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使之成为“当代音乐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基地之一。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音乐院校也都收藏了大量的当代音乐文献，可供学者们开发利用。

4. 研究队伍：汪毓和、陈聆群、张静蔚、梁茂春、王安国、魏廷格、居其宏、戴嘉枋等一批学者以主要精力从事当代音乐研究并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果。此外，像李焕之、吴祖强、吕骥、李凌、赵沨、于润洋、郭乃安、蔡仲德、李业道等学者亦密切关注现实，从不同视角参与了“当代音乐研究”学科建设的进程。

5. 由于研究队伍、学术成果和资料建设方面所显示的优势，国内两个“当代音乐研究”的中心已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初步形成。

6. 为其学科自身性质所决定，“当代音乐研究”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音乐界普遍关注的热门之学，论其社会影响力则俨然傲居音乐学诸学科之首。

以上文字来源于戴嘉枋主编的《中国音乐史学会三十周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印制，2016年），原载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集体编撰的《中国当代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

[1]《当代中国》丛书“总序”，见《当代中国音乐》卷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2]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4期，后征得作者同意，转载于《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

[8]分别载《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人民音乐》，1988年第9期。

[10]李焕之主编：《当代中国音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13]参与这次笔会的所有文章，均发表于《黄钟》，1991年第1期。

[17]分别载《音乐研究》，1990年第2期和《人民音乐》，1991年第1期。

[18]见1990年5月25日《中国音乐报》上关于《音乐研究》编辑部在同年5月19日举行的座谈会报道；1990年6月8日的《音乐周报》对此也作了类似报道。

[19]贺绿汀的这封公开信由李焕之在“座谈会”开幕式上代为宣读，在国内未曾发表，但以摘录的形式被记载于中国音协编的“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会议简报第3期（1990年6月26日）中。参见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第170页。

[23]此文原是作者向中国音乐美学学会1992年年会提交的论文，后收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学文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第745—792页。

[28]戴鹏海的当代音乐家年谱写作，在此期间共出版了《丁善德音乐年谱长编》（1991）、《陆华柏音乐年谱长编》（1993）、《李元庆年谱》（1994）、《陈铭志音乐年谱简编》（1995）等多部编年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