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其宏:中国当代音乐研究(二)-网络音乐文化组

“当代音乐研究”这一方向，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实事求是”的号召，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步的。当时的任务，一是拨乱反正，，将音乐界从“”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二是研究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音乐界涌现的大量新事物、新情况和新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给以科学的回答。

。 1977年底、1978年初，《人民音乐》分别在京沪两地邀集部分音乐家举行座谈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主张，、促进音乐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其间发表的很多文章均带有“拨乱反正”性质，、否定的音乐基本常识、普遍规律在理论上重新进行厘定，恢复了音乐作为一门听觉艺术、时间艺术的本来面貌。

但人们很快认识到，音乐界要真正解放思想、彻底挣脱“左”的思想束缚，。实际上，，。因此，若不对音乐界的“”思潮进行历史渊源的追溯，分析其赖以产生的土壤及其逐步发展到高潮的时代条件，指出其在学理上的种种谬误和实践中的种种危害，就无法有效防止这一思潮在适宜的气候下卷土重来，音乐界的拨乱反正任务只能是半途而废。当时音乐思想界的现实状况是，一部分音乐界领导人对此大多采取讳疾忌医的态度，对其中许多重大失误和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只字不提，。[1]这当然引起广大音乐家的不满，也更加激发了人们向历史作延伸思索并从中寻求真实答案的学术激情和使命感。

毫无疑问，由于十一届的召开和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使得这一思潮追索的诉求化为波澜壮阔的现实。而“当代音乐研究”的航船也在这个伟大现实中扬帆起锚。

音乐界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当时，伴随西方一系列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方法被一一介绍到国内而兴起的“音乐观念更新”热以及“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这两股创作潮流，引发中国当代音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阵痛与转型。在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上的观念碰撞和激烈争论，大多因此而起。 1986年第3期《音乐研究》发表了以《观念更新及其自觉意识》为代表的一组论“观念更新”的文章，以及在各种报刊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围绕“新潮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论战，产生了大批理论文章。

王安国的《我国音乐创作“新潮”纵观》[2]和李西安等人的《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3]，是在创作研究——特别是“新潮音乐”创作研究方面出现的代表性文论。前者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音乐本体功力，对“新潮音乐”的代表性作曲家及其主要作品的技法特点、“新潮音乐”赖以产生的历史前提以及音乐艺术发展演进的国内外背景、“新潮音乐”探索对于我国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贡献和不足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论证；后者以“四人谈”的形式，阐述了在新观念和新技法探索中特别活跃的一批青年作曲家，对20世纪现代音乐发展走向的理解、东西方音乐文化冲突及其在新条件下交融互补的现实可能，他们的美学追求和他们的创作心态，内中提出了一些带有叛逆性的尖锐观点，与时论迥然不同，因而引人注目。

关于流行音乐的论战更是烽烟四起。针对流行音乐的历史和创作现状的不同评价，当时的理论批评活动鲜明地分为“否定思潮”和“肯定思潮”两大阵营。两者之间的论战此起彼伏，在广阔的时空领域全面摆开战场——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港台及欧美流行音乐与当今流行歌曲的异同，到如何认识流行音乐的美学价值；从新时期以来我国流行歌曲作曲家、作品的具体评价，到关于流行音乐整体性价值评估标准的美学争论，均在当时的传播媒介上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文论。

针对以两个“冲击波”[4]的批评和“两个怪胎”[5]为代表的批评文本，把新时期出现的流行音乐大潮与20世纪30年代的所谓“时代曲”作简单类比，并一概斥之为“沉渣泛起”，而对流行音乐作出的整体否定性评价，一些学者纷纷撰文，从大众审美情趣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发展，当代流行歌曲的艺术特征、历史地位及其创作成就与不足，流行音乐存在的社会学根据等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论述和论战，发出“把颂神的歌归还给人”[6]的深情呼吁。

1986年8月，在辽宁兴城举行的“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是新时期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参会代表以从事音乐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中青年学者为主，围绕“当前中国音乐的紧迫问题和音乐理论家的历史使命”这个主题，探讨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命题，其中清除“左倾”思潮的影响和如何看待20世纪我国专业音乐发展道路，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中心论题。一部分民族音乐学家以“音乐价值相对论”为理论武器指出，由于受“欧洲中心论”的严重影响，从萧友梅、刘天华等人开始，我国20世纪新音乐走了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造成了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个最大的战略失误。此论一出，即刻引起了反驳和争论。关于“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发展道路”的“世纪之争”由此揭开序幕。此外，“兴城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人赵沨在论及清除“左”的影响时，指出联系国际背景特别是苏联背景的重要性，并形象地提出了“日丹诺夫幽灵”“第二自我”和“伊里奇的外衣”等概念，为不久之后在音乐界全面兴起的“回顾与反思”奠定了基调。[7]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音乐观念更新热潮、围绕“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大辩论以及关于20世纪我国新音乐发展道路的蓦然回首，对“当代音乐研究”的起步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针对音乐界指导方针和美学思想的论战，还是涉及创作观念、风格和技法的论战，大多能够从个别作品、现象、观点的评论、研究和阐述中超拔而出，在一个较广阔的层面上放出历史眼光，把研究和论战聚焦于当代音乐现实状况的整体性研究及其发展历史的反思与总结，表现出鲜明的史学特点和较高的理论品格，为“当代音乐研究”日后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上文字来源于戴嘉枋主编的《中国音乐史学会三十周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印制，2016年），原载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集体编撰的《中国当代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

[1]参见吕骥《恢复后，做什么》，此文写作于1978年4月，后收入《吕骥文选》下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

[3]李西安、瞿小松、叶小钢、谭盾：《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载《人民音乐》，1986年第6期。

[4]两个“冲击波”是当时一些理论家对“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统称，意为这两个音乐潮流对中国音乐形成了不良冲击，其中的贬义是很明显的。

[5]“两个怪胎”是赵沨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的，用以概括他对“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基本评价。后来赵沨本人多次把“两个怪胎”的内涵更正为“对‘新潮音乐’的无原则吹捧”和“流行音乐的无节制泛滥”。

[6]沈尊光：《把颂神的歌归还给人》，载《人民音乐》，1986年第10期。

[7]关于“兴城会议”，参见居其宏、缪也：《风云际会抒狂狷》，载《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