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专刊 |中国戏曲音乐研究学科的“奠基之作”——论夏野先生的《戏曲音乐研究》及其影响和意义

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夏野先生的《戏曲音乐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戏曲音乐的学术专著。它可视为戏曲音乐研究的“奠基之作”，宣告了我国“戏曲音乐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确立。书中关于声腔分类和唱腔音乐体制分类的学术观点对我国戏曲音乐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从事戏曲音乐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最初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夏野先生对戏曲音乐的研究是与20世纪中国传统戏曲研究的整体趋势密不可分的。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以其《宋元戏曲考》等八部有关戏曲研究的著作（1908~1912）宣告我国传统戏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至今历时百年。20世纪中国传统戏曲研究的整个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20世纪初（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开始）至20世纪上半叶；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末。从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可看出20世纪中国传统戏曲研究的整体趋势，其可以分别总结为“以戏曲文学研究为主”“‘场上重于案头’戏曲思想的确立”，以及“多元化的发展方向”。[ii]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20世纪我国传统戏曲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由戏曲文学为中心向以舞台表演为中心的综合因素的转变。在此转变中，提出 “场上重于案头”这一戏曲思想的董每戡与周贻白先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简而言之，20世纪我国传统戏曲研究的整体趋势即：由“案头”走向“场上”。

受到20世纪我国戏曲学界对传统戏曲从“案头”走向“场上”这一研究趋势的影响，音乐学界将戏曲音乐研究提上“议事日程”理所当然、势在必行。

夏野先生的《戏曲音乐研究》正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产生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于1959年10月，而其“雏形”的成书时间却远早于1959年。

1.《戏曲音乐研究》缘起

1949年，夏野先生入上海音乐学院（时名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进修，1950年秋在该院附属的音乐工作团工作，1953年春调该院民族音乐研究室，从事民族音乐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戏曲音乐研究》便是他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教学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夏野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本稿原是其在1954年至1956年间为上海音乐学院“戏曲音乐”一课所编的讲义，后略加整理和编写，并改名《戏曲音乐研究》出版。

实际上，夏野先生在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工作之前的人生经历已为他后来的“音乐之路”铺垫了基石。1945年从四川省广安县储英中学毕业后，夏野先生考入了重庆国立复旦大学攻读法律，次年随校迁至上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中从事群众音乐活动，曾任复旦大学旦声合唱团和法学院歌咏队的音乐指导；1949年春到苏南解放区，任苏南常州地委文化服务团指挥和歌舞队副队长。夏野先生早年的这些经历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和深入了解我国传统音乐，并对之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如果说，在上海音乐学院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经历为夏野先生写作《戏曲音乐研究》提供了动力、创造了条件；那么，他早年参加的音乐活动则为其撰写《戏曲音乐研究》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实践基础。

上文已经提到，20世纪我国传统戏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案头”走向“场上”的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董每戡和周贻白先生提出的“场上重于案头”的戏曲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将声腔的内在联系作为研究戏曲渊源、流变、发展规律的重要线索。1951年，周贻白先生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戏曲声腔的三大源流》（下文简称《源流》）专文，详论戏曲声腔可分为昆曲（昆腔）、弋阳腔（高腔）、梆子腔三大源流。文中，周先生论述了三大声腔的起源、发展及其流变，并通过各种考证将其所知的几十个剧种都分别归纳到这三大声腔源流之中。论证声腔的源流，自然要涉及许多音乐方面的问题；然而，论及声腔，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从声腔入手研究我国传统戏曲，其实是周先生所提倡的“场上重于案头”“重视戏曲的舞台艺术研究”这一戏曲思想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音乐只是周先生研究戏曲的一种手段、一种途径，而绝非目的所在。这样一来，尽管《源流》一文中确有不少关于音乐的论述，如文中写道：“至于上述三大源流，在音乐伴奏上有值得补明的一点，即弋阳腔系统，大抵为有节拍而无伴奏（高阳弋腔之有伴奏，系案昆曲路子的一种配置，如《纳书楹曲谱》中《借靴》一剧，即其显例）。昆山腔系统，其伴奏之主要器乐，大抵为管乐（滩黄系该用弦乐），梆子腔系统，其伴奏之主要器乐，大抵为弦乐（或有加用笛子者）。其与声腔之发展，具有极大关系。”[iii]但它们并未涉及音乐的本体，故戏曲音乐并不是研究的最终对象。

然而，对戏曲声腔的研究以及周先生所概括的“昆、高、梆”三大源流却给了夏野先生以很大的启示，正如夏野先生在其《戏曲音乐研究》第八章“结论”中论述的那样——“虽然周先生主要是从剧种及戏曲文学等多方面来分析归纳的，但即使单从音乐的角度来看，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周先生发表《源流》一文是在1951年，恰恰就在夏野先生从事戏曲音乐研究之前，作为戏曲学家的周先生对戏曲声腔的研究，为作为音乐学家的夏野先生写作《戏曲音乐研究》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戏曲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并逐渐成为戏曲理论研究性质的专门学术单位。一时间，全国涌现出一大批专门从事戏曲研究的学者，音乐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开始了对戏曲音乐的研究，夏野先生便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加入戏曲音乐研究队伍的。戏曲研究大环境的影响为夏野先生从事戏曲音乐研究创造了客观条件；他自身的经历为他进行戏曲音乐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周贻白先生对戏曲声腔的研究又为他展开戏曲音乐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夏野先生撰写出《戏曲音乐研究》这本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戏曲音乐的学术专著也就水到渠成、不足为奇了。

注释：

[i] 本文主要根据王赛硕士学位论文《夏野先生学术成果之研究》（上海音乐学院，2003年，导师洛秦）部分内容改写。

[ii] 参见陈多：《古代戏曲研究的探讨与展望》，载《戏史辨》第三辑（胡忌、洛地主编），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2002；周华斌：《20世纪的中国戏曲史研究》，载《戏史辨》第一辑（胡忌主编），中国戏曲出版社，1999。

[iii] 周贻白：《中国戏曲声腔的三大源流》，载《周贻白戏曲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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