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对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影响

作者：赵曙光（安阳师院音乐学院讲师）

一、音乐史研究的实证主义与民族音乐学研究视域的扩展

德国音乐学家圭多，阿德勒把音乐学的研究分为两大块: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从西方传统的音乐学研究看，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历史音乐学主要是研究西方艺术音乐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民族音乐学是体系音乐学的一部分，主要研究非欧洲的音乐。这是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表现。

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深受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观的影响，在实证主义史学观的影响下，研究者主要集中于音乐史料文本的搜集、考据、分析，进而撰写出科学而客观的音乐史著作。实证主义的音乐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与此同时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野主要是非欧洲的音乐，欧洲的艺术音乐并在不在其研究范围内。但是，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尤其是80年代之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新音乐学”研究的崛起更是给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对西方音乐史学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受到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是研究对象的扩展。

当代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由非欧洲音乐扩展至人类全部的音乐文化，包括西方历史上的艺术音乐。另一方面，社会语境中的文化阐释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民族音乐的研究是在某一文化支点上研究。民族音乐学者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开拓出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梅利亚姆所说的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就是这种思想的突出体现。进而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其方法论意义得到了凸显。这种植入社会文化语境的观念影响到了西方音乐学的观念，进而把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之观念引入到了音乐史学的研究中来。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及向音乐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渗透

在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过程中，历史维度从未离开其研究的理论视野。尽管在梅利亚姆提出“概念-行为-音声”当中并没有历史的维度，但是在其音乐民族志的研究中并未忽视历史研究。赖斯提出把“历史建构、社会维护、个体创造和经验”三个方面引入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来，进而补充了梅利亚姆的理论，他认为音乐的社会实践受历史传统的影响。民族音乐学的历史观认为，音乐史学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音乐文本的梳理和陈述上，而应该对文本进行阐释。7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们开始提出：“历史究竟是谁的历史？是帝土的历史，还是朝代的历史？有没有平民的历史?除了男人的历史，有没有女人的历史？除了大事的历史，有没有琐事的历史？历史是否为可以还原的流程？”一方面民族音乐学对西方音乐史的客观性提出了怀疑。就实证主义的史学观而言，以史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是不是就是客观的历史呢？另一方面，客观的历史应该是谁的历史。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史料文本和历史事实之问是有距离的。首先文本体现为零散的碎片，它不展现清晰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在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校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着研究者的阐释，而阐释的目的是要展现一个清晰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涉及音乐事件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这也就是民族音乐学提出的“文化中的音乐研究”的理念。实证主义的音乐史学观重在对音乐艺术实践的历史事实的研究和揭示。以音乐为核心，涉及到音乐的创作、乐谱、演出、音乐家及风格等。一句话，实证主义的音乐史主要是“音乐”的历史。把民族音乐学文化语境及文化阐释的观念引入到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突出表现是对史料文本所产生的文化背景的重视，并对文本进行人类学阐释。这在实证主义背景下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重视的不够。任何音乐文本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研究者不仅要重视对音乐本体的分析，从而构建音乐的历史。而且，还要把音乐的史实放置在文化的语境当中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构建音乐文本与社会语境的上下文关系。也就是说，历史是人类阐释中的历史。

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观点其实在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中也得到了明确的表述。伽达默尔认为唯一的、一成不变的阐释是不存在。任何阐释都是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互点上，从而提出了“视界融合”的观念。对历史的阐释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的因素。因此，所谓客观的历史是客观与主观的融合，注重当代对历史的重构。

三、“新音乐学”的史学观

“新音乐学”研究方兴未艾，并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尔曼是西方“新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著作是《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科尔曼对于西方音乐史的实证主义传统进行深刻的批评。他同样认为音乐史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音乐史实的研究上，而应该对史料文本进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这种阐释的其实就是在历史的文献和当代的历史建构中问建立一座桥梁，强调的是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新音乐学”的出现对实证主义的史学观产生了质疑，从而提出了“什么是历史的事实?”的问题。“人们面对的是历史遗留的史料文本，而不是历史本身”。“历史——就像身份认同与音乐资源所附属的意义一样，在不断地被征用和重构、，在这层含义内，历史总是现代的。”“其含义之一是历史文献具有其产生时代的社会-文化属性;其二，历史研究都具有当代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为文本分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历史是谁的历史？这个问题不管是在普通历史学界，还是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都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在“新音乐学”研究领域突出体现为“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这也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女性主义视角反思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是在女性主义运动以及女性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在美国音乐学界出现的一种学术思潮”，从而出现了从性别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与音乐之问的关系。这种研究的社会背景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注重的对非主流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是民族音乐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出现。当然，对于中国视野中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本身还有待于讨论。但是无论怎样，对于非西方人来研究西方音乐来说，非西方人如何看待西方音乐，其实就是作为“局外人”如何理解并阐释西方音乐的问题。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局内一局外”的概念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能起到一定的方法论价值。“国内学者的文化身份决定自然拥有‘客位’的观察视角。国内学者对西方音乐的研究也正如同西方学者研究非欧民问音乐一样，都是‘局外人’，都拥有‘他者’。”.西方音乐的在非欧洲地区的传播问题是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向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渗透。

就像科尔曼所说的那样，“民族音乐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对象是整个音乐世界，这其中包含了音乐学家和音乐理论家各自相对有限的领域，尽管没有对西方音乐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去表明他们的用意，一些民族音乐学家还是多次呼叮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来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对这一信息，音乐学家反复声明自己非常关注，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确实为了自己研究的基本取向而从中吸取了实质内容”（约瑟夫•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朱丹丹，汤亚汀译，汤亚汀校，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出版）。三十年过去了，在当前的音乐史研究中，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对研究者的史学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原载《音乐创作》，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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